「母亲」这个称呼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她代表了一个辛勤的抚育者，无限无偿爱的给予者……

　　我母亲给我最大的爱便是领我归向主耶稣。她是众多普通妇女中的一员，自「文革」中随外公下放农村劳动，到与父亲结婚生子，一直到现在都是自然而平常的。然而，正是从母亲平凡的生活中使我认识到了基督徒的忍耐与谦让。 

　　记得小时候母亲是非常喜乐的，她常常边做家务边唱诗，边干活边给我们讲圣经故事和她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对自己信主后的巨大改变，更是常提，并且还要父亲给她证明我们所没经历过的过去的她，这时父亲也总很乐意为她作证人的。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次邻居家的牛吃了我家田里的庄稼，父亲说了几句，他们却凭借一家四、五个劳动力，不但不认错，还打父亲，父亲一气之下，拿着墙角的铁锹就要去拼命，母亲却拼命把他拉回来，并将院门锁上，自己却去向别人道歉。父亲出不了门，就生气地在家里摔东西，我们姊妹兄弟五个只知道哭。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我拿了一只蟾蜍从门缝里扔到他们家院中的饭桌上，撒腿就跑回家，听到邻家院子里的一阵惊呼，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快意，觉得终于出了一口恶气，并高兴地去告诉母亲，说我为父亲出了气。然而迎接我的是屁股上的巴掌，而且还硬拉我到邻居家认错。 

　　从母亲的身上更让我看到了基督徒的爱心与信心。「文革」中长大的母亲没受过多少教育，她对我们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她的行为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老师。在家乡务农时，父亲是村办小学的教师，她就常把不用的书分给邻居的孩子。1985年我们全家迁返外公身边时，更是把农具物件都送给了邻里乡亲。到1988年这段日子里，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这时父母和大姐都被请去北京做烧鸡，我们都随外婆生活，他们常给我们寄些新的小礼物。此时母亲的信心也正受着极大的考验，常与老板同出入的父亲开始极力反对母亲信主。 

　　在当时开放的形势下，父亲听说烧石灰窑挺挣钱，将几家亲戚朋友的存款取尽，又贷款近两万元，回家乡建了一座石灰窑，结果却是一亏到底。父亲失败了，我们家从此走上了背负重债的道路。 

　　经过这次失败，本来刚强自信的父亲变得一蹶不振，整个家庭的担子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一方面找事情做，一方面节约家庭开支，常常是一天三顿吃自己腌的咸菜，让我们放学后到不远的菜市去拣白菜皮，回来洗净后就可以吃，更有半年不见肉的时候。当母亲看到难找事做时，就决定回家乡种些地，解决吃饭问题。此时父亲却怎么也不愿回去，说是丢人，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回去，东家借牛，西家请人地将地种上。拔草的时候常是让我们「分片承包」，我们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家，她却中午不回家，一直干到天黑。一次，我和弟弟送午饭去却找不着她，吓得我和弟弟都哭了，赶紧边喊边向山上找，她却笑咪咪地从豆地里走出来，说中午热，她在豆地中间祷告呢。因我们怕稻田有蛇，只敢沿田埂拔草，她自己却不顾这些。当暴两将至，我们去地头送伞时，只见她一人的身影在空旷的稻田中。这一切都已成了我们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那时家里经济虽困难，母亲却仍常常将一些更穷苦的人领到家里吃饭。什至有一次将一个精神病人领回家，给她洗澡、洗头、换衣服，比为我们做这一切还有耐心，还帮她寻到家人送回去。我们常问她为一个街上没人问的疯子值得吗？还让别人说她也有病，什至为这样的事与她争吵过，然而母亲却坚持这样做。 

　　母亲没文化，小时侯我们愿意跟她去礼拜。大了不愿意去的时候，她虽不能说服我们，却时时恳切地为我们代祷，恳求主拣选她的每一个孩子。正是她的榜样与代祷，使我们一个一个都归到主前，大哥放弃了能实现他当老师梦想的师大而改上神学，七年后的今天，又使我这个最悖逆的孩子来到神学院接受造就，领受神的真道。 

　　我真的感谢母亲，是她赐给了我生命，是她的带领使我认识了独一的真神，得着新生命，更应学习她那无论丰富时，还是穷乏时，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中那颗爱主的心，爱人的心。 

（本文转载自1998年10月号《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