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坦白宣教士
　　塞外的蒙古荒漠，人煙稀少，遊牧民族世代逐水草而居。在一八九五年裡，來了一位碧眼的男兒，穿蒙古服裝，喝羊奶，吃羊肉，住在蒙古包，騎駱駝，生活和蒙古人一般。他學會了講蒙古話。他的名字叫斯坦白（David Stenberg），是一個年僅廿三歲的瑞典裔美國人。 

　　斯坦白畢業於芝加哥瑞典神學院(Swedish Institute of 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y)，隨即加入北美瑞挪會，被派往蒙古。當時，邊疆的宣教機構全集中在內蒙。只有斯坦白走遍內外蒙古，從一個蒙古包，到另一個蒙古包，傳講耶穌基督的救恩。 

二、蘇白宣教士
　　翌年夏天，同學蘇白（CarlSuber）從美國來。他也是瑞典裔美國人，和斯坦白同校、同齡，遲一屆畢業。兩位年輕人同心苦幹，為鍾愛的蒙古人獻上自己的生命。 

三、生力軍
　　一八九七年初，斯教士給即將起程的費安河宣教士（N. J. Friedstrom）去信說，他已能用蒙古話應對。他自創了一套蒙古會話辭彙，寫了一本幫助初學者的蒙古文法書，也找到三個理想的據點建立福音站：一個在外蒙古西部，離首都庫倫（今之烏蘭巴托）八百哩的烏里雅蘇台（Uliasutai）；第二個在向西行三百哩的科布多（Kolido）；第三個是最西邊疆的塔爾巴哈臺（Tarbagotai）（註一）。三個地點都是當時蒙古人最繁盛的貿易中心。斯教士盼幫助日後從北歐來的宣教士彼此守望相助。 

　　同年秋天，費安河宣教士偕三位女宣教士同來，她們是：安達純（Hilda Anderson）、安德純（Clara Anderson）、林恩（Hanna Lund）。四人留在張家口過冬和學習語言。 

　　次年初春，解凍後，蘇白帶著四人西行會斯教士。六位青年教士組成一支宣教隊，在內蒙古的西南部，帶著帳棚、床被、食品等，隨著駱駝隊，像蒙古人一樣的過著遊牧生活，到處傳福音。直到嚴冬來臨，才回到包頭學習語言。一八九九年春天，他們更走遍外蒙古各村莊和廟宇，分發福音單張，過著蒙古民族的生活。一直到冬季來臨，才往烏里雅蘇台過冬。 

　　經過兩年的奔波，斯教士漸漸體會，遊牧民族需要的是一個固定的福音站，供他們歇腳、相聚。於是用二千兩銀子，在離包頭市約二百二十哩外的一個草原區柴城（Chia Cheng），買了一片地，牧養牛、馬、駱駝，並建立兩座禮拜堂，一座給婦女，一座給男士。 

四、血雨風腥
　　一九ＯＯ年春，他們聽說中國有仇殺洋人的事，只是沒料到會波及邊疆。到了五月，斯教士的家書方透露他們身處險境： 

　　「三個姊妹已出發，作為期七週的旅程。因為天氣炎熱，旅途上特別辛苦。她們住在帳棚裡，冬天奇寒，夏季酷熱，並且常常不停地颳起風沙，把整個帳棚打翻…… 

　　「我們不停地接到凶訊。誰和我們共膳，就要被打死；誰信我們的福音，便要喪命；誰跟我們，便要被擄往國外。這是一場劇烈的爭戰，惟願能平安渡過難關……我們和上帝站在同一陣線上。熬過這漆黑的寒夜後，蒙古人得蒙拯救的希望指日可待……」 

　　暴風雨終於來了。六月卅日，在離開包頭一百零七哩的烏梁素海西岸扒子補隆（Pa-tzu-pu-lung），即今內蒙古新安鎮上，斯教士遇到一行十多人領著孩童從包頭逃出來的宣教士。那時，風聲鶴唳，謠言滿天飛，對洋人極為不利。他們忙躲到福音堂裡避風。斯教士想念同工的安危，要回柴城，便僱了幾個衛兵，和彭教士（August E. Palm）、華教士（Emil Wahlstedt）作伴同行。 

　　福音站還算平靜。斯教士即差蘇白和費安河二宣教士到烏里雅蘇台，把留在那邊的東西和駱駝隊全部帶回來。 

　　八月十四日，鄰近的天主教堂傳來壞消息：「義和團已把整個國家弄得天翻地覆，我們全體外國教士須立即離境。」 

　　兩天後，斯教士見形勢更不利，便把地契和全部牲畜，都交給一位做木匠的朋友張先生代管。當天，就發生蒙古官兵搶掠的事。壞消息傳來，說義和團和官兵將於明晨再來，大開殺戒。 

　　宣教士們嚇得不能成眠，次日清晨捲鋪蓋，帶了點食物逃離基地。藏在附近的一條乾涸河床裡。遠遠看見，常到福音站的雲寡婦帶著兒子和官兵來福音站，把財物搶掠一空。 

　　官兵去後，張先生悄悄地把宣教士們的馬匹牽來，讓他們逃亡。他們每人騎一匹馬，打算逃到庫倫。途中，斯教士想，要是從包頭來的宣教士來找他，那豈不自投羅網？於是改變主意，先到前面山頭避一避。然後差遣信差回福音站，看義和團和官兵有沒有來過。 

　　那邊廂，縣長（Daraji）見他們逃走，派人四下搜索他們。終於在雁聲號（Yen Sheng Ho）搜獲。斯教士和彭教士為了眾人安全，勉強跟縣長的人回去。不料縣長即下令處死二人。斯教士竭力呼冤，最後被毒打一頓，才獲釋放。回到大伙兒那裡，發覺馬匹和行李全被搶奪一空。 

　　張先生聽到他們的不幸，於八月十九日把食物帶給他們。但到雁聲號，不見一人，只見一個飯煲。張先生爬上屋頂，大聲呼喊斯教士，良久，見斯教士從草叢中探頭出來。斯教士熱淚盈眶，大伙兒進到屋子裡，一邊吃飯，一邊流淚，百感交集。 

　　張先生連日送食，說，如果他們決定逃走，會再給他們找一匹馬和需用品。八月廿五日，張先生接到斯教士的口訊，說他不必再去了，因他已用最後的五十兩銀子買了馬匹和糧食，即行上路，兼程到庫倫。 

五、為主殉道
　　翌日，縣長再派人截劫。這回，他們被劫至只剩下身上的衣服。忠僕「69」（註二）見此，深知非得官府保護，他們是寸步難行，建議他們向縣長求派人保護。不然死在縣長手下，也總比死在別處好。他們接受他的意見，全體回去見縣長。 

　　這時，蘇、費兩位教士帶著駱駝隊兼程趕來，聽到惡訊，便留下費教士看守駱駝隊，蘇教士與僕人輕騎趕回福音站。結果，遇上這群生死與共的宣教士，一同於九月十七日被官兵、義和團和雲寡婦的人殺害。其中蒙古傳道人Boyendelger和他的兒子也一同殉道。 

　　縣長繼續追殺費教士，又將宣教士們的首級全送上北京領賞。費教士在途中等了兩週，才接到僕人帶回噩訊，即偕僕人穿過戈壁大沙漠。一場風沙蓋沒了他們的足跡，追殺他們的蒙古官兵找不到他們。雖然沿途幾乎渴死，終於十一月一日抵達庫倫，成為報導他們殉道的唯一生還者。 

六、死在蒙古
　　義和團亂後，條約規定要厚葬殉道的宣教士們。清朝派官員往蒙古調查，才知道這批宣教士遇害後，官兵把他們屍體就地焚燒了。政府官員和宣教士代表到遇害地點實地視察，只找到一個婦女用的捲髮夾和一隻鞋，是唯一留下來的遺物。他們就地挖泥和灰，分成與殉道者的人數相等的泥堆，然後放進棺木裡。依照政府所指定的墓園安葬他們，並在包市豎立了一座紀念碑。 

　　當日，Boyendelger的女兒，名叫巴乃耐（Pa Nainai）是全家唯一的生還者。她追述劫後餘生，仍止不住內心的悲痛，不禁淚如雨下。縣長潛逃，不知所縱。雲寡婦被捕入獄，監禁在歸化城裡。張先生因與宣教士為友，被洗劫一空，不僅自己損失重大，連斯教士委託他的，全都失去。後費安河教士回瑞典結婚，一九○二年夫婦二人回到扒子補隆建立了一個福音站，殷勤事主，廣傳福音，直至一九二○年病逝，葬在那裡。 

資料來源：
1 . A Flight for Life by James Hudson Roberts ( 1903 ) p.332, 344-348. 

2 . Through Blood-Stained Shansi by Mrs. K. C. Woodberry ( 1903 ) p.120 to 140. 

3 . 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 by Robert Coventry Forsyth ( 190? ) p.80-82. 

4. Fifty Wonderful Years-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Jubilee-1890 to 1940 by O. C. Grauer. p. 236 to 257. 

5 . Fredrik Franson, Founder, 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 by O. C. Grauer. ( 1939 ) p.122 to 124. 

6 .【中華歸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18-1921 ）by Miton T. Stauffer, printed in Shanghai 1922.

7.中國基督教百年史，湯清著，道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版，第484頁和641頁。義和團運動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六一年12月第一版，第217至218頁。 

　　（註一）參看一九○五年出版【The Far East】by Archibald Littlepp.182-183。

　　（註二）當小孩子出生時，祖父母年69歲，故僕人取名69，是當地人對祖父母的一種尊崇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