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紀頭五十年，戰爭是中國最大災害。不論革命、軍閥、內戰等，都使宣教士直接或間接受到殃及，就像傅固信牧師在中國宣教三十六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二日在安徽正陽關被紅軍擄去，之後數月仍有消息，各方盡力營救；但後來在政府軍「圍剿」下，紅軍「突圍」和「長征」，他在征途中失蹤。把今天歷史的記載和當時的推測作對照，可知他約在同年八、九月間殉道。（註一、註二） 

　　傅牧師是加拿大人，一八九五年加入內地會，被差往江蘇清江浦及鄰近宣教。稍後與美國女公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宣教士蓋姊妹（Miss Cobb）成婚，同在清江事奉。一九○○年義和團亂起，清江成了駐軍重鎮，民情洶湧，幸全體宣教士及時平安撤離，傅牧師夫婦及其一歲兒子亦在其中。 

　　義和團亂後，傅牧師一家轉往安徽西北之應州府（今阜陽市）事奉。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加拿大多倫多內地會年會見證說：「我要告訴你們，中國人非常溫文爾雅。多年來我住在中國，發現他們很有禮貌，是個仁慈體貼的民族。真希望你們不要因常聽到暴動、宣教士遇害，少聽到像我們在中國人中間享受到的安寧生活，而對中國人印象惡劣。」 

　　他又舉例說，每到一個新村鎮傳福音，他會以半分錢（Half a cent）把聖經小冊子賣給要看的人；因他看出中國人的性格，如果是贈閱的，會視為廢紙；若要花錢買的，那就非看不可。 

　　在見證中，他指出宣教有三個策略： 

　　第一、在已成立的福音站建立教會，讓中國人看到我們基督徒怎樣敬拜神。 

　　第二、在兩個福音站之間，設立若干路邊福音堂，只租用一小房間也可以。全日開放，由宣教士和中國傳道人駐守。不用講道方式，只做個人佈道。 

　　第三、以福音站作核心，到鄰近村鎮或更遠地區傳播道種。 

　　初期應州府福音站的教會僅二十人左右，但他們經常參加聚會，很少缺席。傅牧師應用其宣教策略，有一次福音晚會結束時，四位男士站起來決志。信徒主動做陪談，約半小時後，與傅牧師同心為決志者禱告，記下姓名以便跟進栽培，直至清楚救恩才給他們施洗。傅牧師說：「縱使在牧養事奉上有許多試煉，但有這麼多肯投入欣然同心事主的信徒，實在使我充滿喜樂！」 

　　可惜，他們常遇到天災人禍，就像一九一一年二、三月間，安徽、江蘇兩省北部大水災，農作物歉收，造成饑荒，哀鴻遍野。眾宣教士集合來自各國的救援物資，趕到災區賑災。傅牧師帶著極沉重的心情，接觸那些流離失所的災民，尤其是饑寒交迫的兒童，使他禁不住黯然想起自己的家；因一月十七日與他同心事奉十多年的愛妻突然病逝，留下兩男兩女，長子十二歲，幼子僅五歲半。 

　　獨力兼顧家庭和宣教工作兩年多，傅牧師與貝姊妹（Miss Elizabeth S. Birch）於一九一三年七月八日結婚，不久遷往安徽正陽關福音站事奉。貝教士乃教師，於一九○六年來華，藉辦學傳福音，開辦了一所女子學校，每學期只收費二元，故很快滿額。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是北伐內戰最高潮，大部分宣教士撤至沿海，他們仍堅守福音站，不肯撤離。軍隊徵用了學校和婦女收容所，他們便開放自己的家園，繼續辦學，收容婦女，沒因內戰而停止事奉。 

　　正陽關在應州府東南約一百哩，位於淮河中游，常有水患。向西南走二十五哩是霍丘，南行八十五哩是六安。特別提這兩個市鎮，是要為一段歷史下註腳，讓我們明白當時的政治和軍事形勢，才能了解傅牧師怎樣遇害。原來豫皖邊區的紅軍，於一九二七年崛起，以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之大別山為基地。先後成立紅軍第一軍和第四軍團，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湖北黃安擴大為紅軍第四方面軍。隨即在十二月佔領黃安，消滅國軍一個師。翌年二月，向東攻佔河南商城；四月向南佔領湖北蘄春，再向東圍攻安徽六安蘇家埠；五、六兩個月，連破國軍，擄官兵一萬五六千人。當時，上海「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事件）剛結束，蔣中正遂於五月親領大軍「圍剿」。七月大破紅軍於霍丘，八月進攻黃安，九月攻破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所在地之豫南新集，再合東路國軍攻佔皖西紅軍基地金家寨。於是，紅四方面軍自豫南出動，經皖西、鄂東西走。十月，越過平漢鐵路，開始紅四方面軍的「長征」。（註一、註二） 

　　從上述歷史，可看出傅牧師被擄時，紅軍正節節勝利，控制範圍擴至十萬六千平方哩，人口達二百餘萬。當時南京英領事照會上海英領事，轉告內地會，獲總司令蔣介石答允，立刻派兵入安徽營救。為甚麼驚動了最高當局？原來傅牧師被擄一事，正受國際輿論壓力。 

　　一九三一年夏天正陽關又逢大水災。災情嚴重，可從七月十八日傅牧師來信得知： 

　　「這是本市有史以來最嚴重天災，全城80%浸於水中。…大街佈滿水，除較高一段，其餘商店水漲至櫃檯。） 

　　「中國人很曉得用泥和磚蓋房子，外加禾稈草混泥做灰牆，但這種房子會漸溶於水。…我們的房子位於全市最高處，建築時地臺加高了一呎，因此，水還沒浸到前門，但鄰舍已注入了水。 

　　「我們家住滿災民，主要是信徒及其家屬，因他們無家可歸；我們的福音堂被警察徵用，因警察局已被水淹蓋。實在不得已我們才拒絕了許多要求收容的災民。… 

　　「淮河堤岸全崩，整個谷地注滿水，氾濫地區數百哩，千百畝耕地都是每年夏季盛產稻麥的農田。我曾經歷四次淮河水災所造成的荒年，不知這有史以來最大的水災，會否帶來空前的饑荒？ 

　　「紅軍的威脅也離我們不遠，但為了維持生計而不辭勞苦的中國人，卻能忍受這威嚇延續下去！政府本派軍剿捕紅軍，可是卻從六安上游沿河而下到這裡佈防，與駐集於對岸的紅軍互不干犯。紅軍是極端無神論者，從無神論的蘇聯分支出來，在他們勢力範圍內，全部福音事工都得停止。他們可擁有社會上任何人，亦可隨意指派任何人做他們的公僕，執行他們的命令，他們就是社會的主人翁。在那裡沒有個人自由，如果來得及的話，在他們未到之前，就要盡快逃跑。這城有許多難民是為了逃避紅軍而來的。…」 

　　同年四月三日，與他在正陽關一起事奉十多年的愛妻因病離世。暮年喪偶，何等哀傷、孤單！之後遇上天災，人禍又接踵而至，怎能不難過！ 

　　水災之後，果然是空前大饑荒。多年來都是宣教士自行募捐賑災，但這回需要龐鉅，驚動國際，於是國際水災救濟總處（Inter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全力支援，向內地會借用傅牧師主理正陽關的賑災工作。 

　　傅牧師年事已高，愛妻又剛去世，在中國宣教已三十六年，理應退休返國與兒孫團聚；可是，目睹饑民遍野，既獲得強大的國際機構支援，怎能放下這好機會不顧而去？於是毅然承擔使命，聯絡所有商店代作銀莊，發散救濟金；租用糧倉，分派糧食。五月十一日謠傳紅軍將要入城，全部商店不肯代勞，把救濟金交還傅牧師。當時，崔牧師（Pastor Tsui）、胡先生（Mr. Hu）和一些信徒都勸傅牧師立刻逃走；但傅牧師堅持以賑災工作還未完成，翌日要分派救濟金，深信父神會保守他多留一天，完成任務才離去，於是崔牧師也留下陪他。誰知十二日清晨六時，約一千紅軍入城，兩位牧師同時被捕。當時在場二百多平民全體跪在紅軍軍官面前，懇求釋放他們的「朋友」傅牧師，因在過去多個月，他是全城唯一關心和救濟他們的人，使不至餓死。軍官雖耐心聽他們哀求，但仍說要扣押數天。可是十五日早晨，紅軍竟帶著兩位牧師向應州府方向撤退；大批平民再攔路懇求釋放傅牧師，但軍官堅持不肯，只答允善待他。 

　　紅軍入城三日，所有大商戶和富有人家都被劫掠一空，福音站屋宇亦空空如也，救濟金全部失蹤。可幸沒有傷人，基督徒都平安無事。其後崔牧師在途中脫險，但四處打聽仍無傅牧師下落。胡弟兄跑到東鄰壽州（今壽縣）將經過告訴住在那裡的美國長老會鍾教士（Miss M. S. Jones），再由她轉達上海內地會。 

　　傅牧師出事後，各方傳來消息不一： 

　　有說他被擄那天，同工穆先生（Mr. W. W. Moore）正在城外宣教，知情勢嚴峻，立刻逃亡，五月十四日安抵應州府。十七日發電報到上海說：「證實紅軍把傅牧師從正陽關解往霍丘或六安，請代禱。」 

　　五月廿九日上海來的消息說，傅牧師已被解往河南東南的商城，在六安之西約七十哩。在路上，總算優待，供他騾馬代步，一日兩餐，與紅軍領袖相同；然而，每到一處，便把他置於高台示眾，傅牧師藉此機會向群眾傳福音。 

　　另有壽縣鍾教士來信提及，冼秉元弟兄（Sen Bing-yueh）曾受傅牧師牧養，又是其摯友，是美國聖經公會負責銷售聖經的傳道人。因掛念傅牧師安危，晝夜不安，五月底獨自走九十哩路，到山區紅軍部隊尋找傅牧師，遭紅軍扣押、洗腦。冼弟兄反向全體紅軍作見證，追述傅牧師如何領他歸主，使不再沉迷酒與賭，最後紅軍把他釋放。雖然尋找不到，但為主作了美好見證，像傅牧師被囚時一樣。 

　　六月七日上海華北日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記載，正陽關的鄰鄉，數百婦女齊集進入紅軍陣地，設法找尋傅牧師；計劃若尋見他，全體跪求紅軍，不獲批准，誓不起來。當時，一位有地位的正陽關領袖，願以自己交換傅牧師，而國際水災救濟總處員工正努力營救；但至六月六日截稿時仍無消息。 

　　七月十二日上海內地會《千萬中國魂》主編報導，中國政府、英國領事、國際水災救濟總處處長詹信爵士（Sir John H. Simpson）、內地會和當地人均傾力營救，仍無結果。紅軍似乎志不在以傅牧師索取贖金，而在以他作政府軍「圍剿」時的擋箭牌。 

　　七月廿八日上海內地會報導，謠傳共產黨向政府提議，將傅牧師和被囚的信義會倪教士（Mr. Bert Nelson），與當時正在南京高等法院受審之共產黨嫌疑犯勞倫士夫婦（Mr. & Mrs. Noulens）作交換。 

　　九月一日上海內地會秘書再報導，漢口內地會曾接到傅牧師的信說，如有可能，請寄給他一些需用物品。一些認識傅牧師的中國人說，在河南光山（在商城西北約三十五哩）曾看見他。 

　　事實上，國際水災救濟總處盡了最大努力，特別請張先生（Mr. Chang）四處尋訪傅牧師下落，而詹信爵士更親自奔走於外交和中國各軍政部門。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寫信給傅牧師的子女說： 

　　「我們雖至今仍沒法證實傅牧師下落如何，但兩個月前，我返回中國，接到一份較可靠的報告，提及紅軍在政府軍猛烈攻擊下，把傅牧師殺害了。…沒法證實到底他是否仍在四川、陜西交界的紅軍手中，我到湖北和河南後，或可獲得一些結果。希望他仍在紅軍手上，我們會盡力救他脫險。 

　　「很遺憾沒機會與令尊見面，…在安徽最嚴重的災區裡，有位像令尊這樣可靠、能幹而又投入的人主理，實在令我放心。我深信、我想大家也深信，若不是他為了忠誠地照料總部的財物，早就可以逃生了。…這一切總部深知並相信要對令尊負全責。 

　　「如果傅牧師不幸因公殉職，我會請總部致以深深的悼念。…我曾徵求內地會總監的意見，救濟最嚴重的災區，他想，傅牧師也會認為這是最好的紀念。…目前最大的災區在陝西中部，我們總部會以紀念傅牧師之名，撥款賑濟該區。」 

　　雖然傅牧師沒有留下片言隻字就返回天家，但我們深信這位熱愛中國人、充滿主愛的忠僕最後的一句話是：「真希望你們不要因常聽到暴動、宣教士遇害，而對中國人有惡劣印象。」 

參考資料：
　　中國內地會英倫版《千萬中國魂》（"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by China Inland Mission）一九○○年第77、154頁。一九一一年第42、52、73頁。 

　　中國內地會美洲版《千萬中國魂》（"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by China Inland Mission）一九○四年第39－41頁。一九○八年第97頁。一九三一年第84－85、151頁。一九三二年第108－109、123－126、141、156頁。一九三三年第12、60－61頁。一九三四年第44、84頁。 

註釋：
（註一）《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郭廷以著，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版第十次印刷，第593－599、619－630頁。 

（註二）《中共風雲錄》上冊，黃黎、方北著，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43－3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