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文是焦源濂於1999年計劃退休時，為美國《生命季刊》寫的見證。執筆寫此文時的焦牧師，剛好蒙召事主五十一年，故標題為「事奉神五十一年」。今天，其獨子焦雋醫生在追思禮拜中總結其父在世寄居的七十八年中，忠心事奉主的年日，共有五十五年，一直不畏艱難，堅守神所託付的崗位，成為不少教會弟兄姊妹的屬靈父親。其教會傳道人在述說焦牧師的教導時則說，他們不單透過焦牧師的教導得栽培，也在他的敬虔生命上得許多啟迪，因為焦牧師活在地上的生命本身就充滿信息，與他一起同工，都不期然會被激勵更愛主更忠心事主。為讓香港信徒能從焦牧師的事奉生命得激勵，本刊特轉載此文，承蒙允許，在此鳴謝。 

我曾想作所羅門
　　我是大學二年級時信主的。這間大學雖是國立學府，卻有一個相當活躍的基督徒團契，因此，我信主之後，就能受到很好的帶領和影響。屬靈長輩的教導和聖經真理的啟迪逐漸使我覺悟到：除非我的生活和信仰結合起來，否則我的信仰就毫無價值，充其量不過是「精神鴉片」而已。另一方面，若是我的生活沒有信仰作引導，我就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目標和意義。所以，在歷次聚會中，每當傳道人呼召：「凡願意奉獻自己一生給神的人，請你站起來」的時候，我都屬於那少數「站起來」人中的一位。 

　　可是，站起來容易，難的卻是如何往前走。愈近大學畢業，這個問題就愈迫切需要解決。我從聖經的教訓得知，神的旨意就是我的方向。經過兩年多不斷地禱告和尋求，漸漸覺得神的旨意是要我做傳道人。這原本是我最懼怕、也是當初認為最不可能的一件事，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是頗有一些能言之成理的理由的，例如： 

　　一、自我小學畢業，就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家破人亡，到處流浪，嚐盡了人生貧窮艱難的痛苦。原希望在大學畢業後能苦盡甘來，享受一下安定、無憂慮的餘生，但若做傳道人，豈不終生要與貧窮、漂泊無定的生活結下不解之緣？這叫我的心怎能輕易就範！ 

　　二、我的個性內向、怯懦、木訥，看來決不是做傳道人的材料。我的膽子非常小，幼年時到了入學的年齡，都還一直賴在家裡，要爸爸做我的老師而不敢去學校求學。起初爸爸尚肯遷就我，但後來實在無時間承擔這職分，便千說萬勸的要我去上學，我拗不過他，才答應了，但卻提出一個條件，就是要與哥哥同一班，每日與他同進同出，以便在學校中可以壯膽。爸爸見我讓步，就前去與校長商量，最後決定，暫時許我與哥哥同班，待我習慣學校生活，不再懼怕時，再從一年級開始讀起。就這樣連哄帶逼的，我才入了學。讀了半年後，校長看我的成績還可以，所以也沒有要我從一年級讀起。就這樣糊裡糊塗的我從三年級起，一直與哥哥同班，直到中學畢業，我們才分道揚鑣。 

　　因為自知天性難移，又加上從小依賴哥哥已成習慣，所以對我來說，去扮演一個需要不斷主動去接觸人、甚至還要甘冒別人譏笑、凌辱的傳道人角色，其難度真是難於上青天。可是聖經卻說：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經過反覆地考慮掙扎，在一天的禁食禱告後，神藉著詩篇第八十四篇的話大大地感動我的心，使我終於順服祂的引導，在大學畢業前二、三個月，暗暗地向神學院報名，只待畢業考試一結束，就立刻去接受神學訓練。 

　　我向神學院報名後不久，有一天與團契團友錢弟兄閒談，當他知道我畢業後將獻身傳道，立刻表現得十分敬佩。他說：「焦弟兄，你實在是揀選了最好的路。」「錢弟兄，你畢業後作何打算呢？」我反問他。「我將來年老時，也會像你一樣獻身傳道，為主做工，但現在不會如此。」他很堅定地回答。「為甚麼要等到年老時才傳道，而現在不能呢？」我好奇地追問他。沒想到這一問，竟將他一套「聰明無比」的奉獻理論引發出來了。 

　　他說：「我為甚麼現在不去傳道？你想，我從小辛苦的讀了十幾年書，眼看大功即將告成，此時，我若跑去做傳道，豈不是改變初衷？你不要以為我是貪愛世界，老實說，我知道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工作比傳道更尊貴。不過，我的計劃與你不同，我想效法古時的所羅門，在年輕的時候，盡情的嚐嚐這個花花世界到底是甚麼滋味，待我歷盡了一切榮華富貴，經驗過這一切果然是『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時，再傳道，因為那時不再是空泛的理論，乃是經驗之談，自然所傳的道就會有分量了。再者，我總覺得青年人傳道不易被人重視，但若能像所羅門老年時那樣，既有大權勢，又德高望重，自然會一言九鼎，工作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他這一番話，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又像是令我「茅塞頓開」，我忽然覺得自己太幼稚，太膚淺了。為甚麼對獻身的大事，不深思慮後再作決定？另外，我又後悔為甚麼沒有早一點聽到錢弟兄所說的這番美妙的道理。然而，我已在神學院報了名，對神也許了願，在心靈深處知道已不應更改了。因此，我失去了因奉獻而有的平安和喜樂，這也就是我進入了神學院以後，為甚麼在最初幾個月裡，一直靜不下心來學習的一個原因。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我最初跟隨主的決心是多麼軟弱，又是何等的膚淺和自不量力。因為我並不曾用鏡子照照自己，究竟能有多少地方可以媲美所羅門。像我這樣愚拙的人竟會大言不慚的要做所羅門，這豈非痴人說夢。再者，我入神學院後不到一年，政權改變。在共產黨統治下，很快在各地展開了對地主、資產階級份子、舊社會的官員和知識份子的鬥爭、清算或改造。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誰還敢羨慕作「所羅門」呢？ 

　　記得我入神學院一年多後，有一天，在馬路上遇見了錢弟兄。只見他穿幹部服，精神萎靡，青年人意氣風發的神采在他身上全消失了，更看不見有絲毫所羅門的風采。人的道路，實在由不得自己。想到這裡，就不能不為自己慶幸，因為有耶和華做我一生的引導。 

突破感情的困擾
　　那時，唯物主義的理論被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人能創造天國已被認為是近在眼前的事實。在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洪流中，知識份子受到最大的沖擊；而在知識份子當中，基督徒青年的信仰也受到了無情的考驗和強而有力的挑戰，此時期，許多基督徒紛紛放棄了信仰。 

　　當時，有一位與我感情相當不錯的姐妹也根據局勢的發展，認定傳道人的道路，不僅是苦路，且是絕路。因此她本著愛心，勸阻我繼續在這條路上前進。 

　　其實，這個時代的大轉變，何嘗不在我心靈掀起了洶湧的巨浪？我又何嘗不喜歡融合在這新的潮流中？但我是信神的，我信祂不但是我的主宰，也是萬有的主宰。若人們不承認神的存在，並以消滅宗教為建設國家的手段和目標之一，對這樣的一個潮流，我怎能沒有戒懼！且對思潮的後果，又怎能盲目的樂觀！ 

　　時代潮流與信仰的衝突，感情與理想的矛盾，給我帶來極大的痛苦。我的身體雖在神學院中，我的心卻時常遨游在神學院以外的天地之中，我簡直無法靜下心來學習。 

　　有一天晚上，我痛苦不安至極，覺得不能再如此拖延下去，因此獨自一人進入禱告室，向主傾吐心中的苦情。我也暗暗地希望，主能准許我離開神學院，讓我像其他青年基督徒一樣，投身在建設新中國的隊伍之中。可是，正當我如此哭泣如訴地禱告時，突然有一句聖經的話，如同閃電般照亮我的心：「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長存。」（約壹二17） 

　　那時我對聖經還不熟悉，雖然曾讀過一兩遍，但這節聖經究竟記載於何處卻是毫無印象。然而它竟是那麼清楚地出現了，不但帶來光和力，也帶來了安慰和撫摸。就在這一瞬間，我心中的悲哀、黑暗、掙扎全都一掃而光，所有的乃是光明和安寧！何等快、又是何等大的改變！ 

　　因為在心靈中已看見了那「要過去」的和那「永遠長存」的分別，且神已經將我引導到永遠長存的路上，我怎會再去留戀那「要過去的」呢？因此，在這個禱告後，我的心情開始穩定下來，在神學院的學習生活就逐漸正常化了。 

神所配合的婚姻
　　遠在我神學尚未畢業時，有一次為了幫助一個孤兒，曾前往上海的一間孤兒院訪問。代表孤兒院出來接待我的，竟然是我所認識的另外一所大學基督徒團契的孫姐妹。 

　　原來她在課餘之暇，來到此地作義務教師。從前在大學的各種學生聯合聚會中，我曾多次見過她，但是因為不屬同一學校，所以沒有甚麼交往，也沒有留下甚麼深刻印象。但是這一次意外的會見，卻留下了一種難以解釋的滋味在心間。 

　　沒有想到大約一年多之後，她完成了大學學業，也獻身傳道，並且是來到我所在的神學院受造就。這時，我已畢業，且被神學院留下作助教。由於我與她過去曾在大學生基督徒的各種聚會中見過面，在背景和志向上有不少相似之處，所以在我的心靈中，總覺得與她的關係比其他的同學更加親切。 

　　更奇妙的是，她來學院不久，我們的院長和幾位年齡較大的同學，竟不約而同地先後對我說：「我覺得孫姐妹與你是十分相配的一對。」他們的話當然在我的感情上激起了浪花，然而，我們雖是一同生活在神學院裡，能夠單獨見面的機會卻很少，彼此促膝傾談就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只是暗中觀察她的一言一行，對她的愛慕之情與日俱增。 

　　我幾乎日日為此禱告，終於，機會來了。在一次參加大學生的聚會之後，歸途中恰巧只有我們兩人同行，於是我鼓起勇氣向她表白我的愛意。她的反應雖是默然不語，卻也沒有意外和驚訝的表情，因此，我知道她已接受我的愛了。那一段歸途雖短，但是從那一刻起，我倆已默默地以心相許，開始了人生中另一段最重要、最漫長也是最幸福的路程。之後不久，我們徵得院長和家長的同意，便於1952年春天訂婚。到了當年的9月24日，在眾弟兄姐妹的祝福中，我們雙雙攜手走向婚禮的壇前。為我們主持婚禮的是眾信徒所敬重的楊紹唐牧師，參加的人約有二百多，並有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的女高音楊姐妹獨唱《我寧願有耶穌》，在整個婚禮中，滿了歡樂，敬拜和詩歌。  

　　我們婚後不久，就進入了風暴不斷的旅途中，曾被死亡的痛苦所纏繞，也遭到不信之人無情的鬥爭和逼迫，又多次因自己的無知和失敗而灰心喪膽。每次我們都一同流淚，一同祈禱，彼此撫慰，彼此激勵。以致我們這兩個軟弱無能的人，攜手將近卅年，仍然能走在這條事奉主的道路上。回頭一看，若不是主的保守和祂的恩賜，豈不是早就要從這條榮耀的路上退後，甚至失蹤了！所以，唯有在基督裡的婚姻，才能找到我們最忠實和最適合的終身伴侶。 

　　婚後，當妻將她獻身傳道的經過仔細地說給我聽時，我愈發感謝神。因為我更加領悟，她的確是神賜給我的賢妻，得到她（除了神自己之外）是我在地上最大的幸福。 

　　那時她曾如此敘述她的獻身經過：在我大學畢業前一日，賈玉銘牧師到我家作客（賈老牧師是我父親的摯友），在與父親言談之間，賈牧師突然問我父親：「凌莉就要大學畢業了，畢業以後她作甚麼？」我父親回答說：「她已將自己奉獻給主了，一切聽主的安排和引導。」我當時靜聽他們的談話，一言不發。但是老牧師一聽說我已奉獻，頓時笑容綻開，並且興致勃勃地說：「好哇！從今以後她不要再叫凌莉，應當改為『靈立』－－聖靈而立的女子。」接著，他轉過身來對我說：「靈立畢業後要為主作工，先來我們靈修神學院讀神學，受造就。」 

　　是夜，老牧師留在我們家中。晚上睡覺時，他每一次醒過來時，總是念念有詞地說：「哈利路亞，將靈立獻上了…感謝主，將靈立獻上了。」他這樣時睡覺，時禱告，與他同睡一房的三哥不但感到新奇，更驚訝的是，發現自己的妹妹已獻身傳道，為何自己還被蒙在鼓裡？ 

　　所以到了第二天，家中的人都來問我，妳是何時決定獻身傳道的？搞得我也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我想我不過是決定奉獻自己，聽從主的安排；爸爸明明也是如此告訴老牧師的，為何他竟體會為「獻身作傳道」。因此對老牧師這種自說自話的作風有些不滿，然而，老牧師那種敬虔的禱告生活和愛主的熱忱，還是不能不令我由衷的敬佩。 

　　而在經過了這樣一段日子的禱告和掙扎之後，我終於明白，神的確是要我獻身傳道。 

　　按人看來，既已按老牧師所盼望的，決心獻身傳道了，那麼到他所辦的靈修神學院受神學教育，豈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未料到那一年，報名入靈修神學院的人特別多，單從華北就來了好幾位姐妹（如宋尚節的女兒宋天嬰，倫敦已故王又得牧師的女兒王頌靈等等），靈修神學院的女生宿舍已告額滿，而我又報名太晚，所以一時收納不下，老牧師要我等半年之後再入學，但我覺得既已下決心，就當積極前行，不然將半年時光浪費實在可惜。因此，經過相當懇切地禱告和考慮，終於決定改來我們這裡受造就了。因此……

　　她說到這裡，我倆都會意地歡笑起來，因為知道，這是主特意的安排，為的是要連結我倆，在人生的旅途中作終生的伴侶，在主的事工上作最得力的同工。 

　　我們相識的日子可算不短，但是並沒有甚麼浪漫的戀愛過程。在婚禮上，也沒有甚麼熱鬧的場面和熱情的宴樂。結婚之後，甚至連一天的蜜月旅行也沒有。但是自那一天起，我們確是永結同心，因此在後來的歲月中能彼此扶持地面對人生道路的一切艱難困苦。在我們共同生活的歲月裡，痛苦使我們愛得更深。因此痛苦過去之後，所留下的，也常是令人陶醉的甘甜。 

暴風中火的試煉
　　1955年，正當我們一家人仍然被疾病糾纏的無法脫身時，一場無情的風暴又向我們迎面擊來。 

　　大約是在1955年的春夏之交，全國展開了「肅清反革命運動」。各階層中被共產黨認為不可靠的人，或是與以前的政府有過關係的人，都紛紛被捕入獄。就在這個運動的名義下，政府在教會內也拘捕了北京的王明道先生，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的一群負責同工，另外還有全國各地一大批愛主的教會領袖，被神重用、被聖徒愛戴的傳道人，似乎被一網打盡了。一時之間，全國被恐怖所籠罩，人心震動，驚慄萬狀。 

　　共產黨這樣大規模的逼迫教會，是我從未料到的。尤其使我驚懼的是，在上海聚會被捕的同工中，竟有一位是我熟悉的XXX弟兄。他與我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同是大學畢業後奉獻的，在同一間神學院受造就，又是同班同學；在工作上，我們都對青少年學生有負擔；更妙的是，我們兩人都是肺病患者。與他不同的只是，不在同一個地方工作而已。因為有以上種種的相同點，所以在神學院同窗的時候，以及剛從神學院畢業後的那一段時間中，他與我常有交通與往來。但是後來幾年，因為各人都忙於應付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再加上我患了肺病，彼此的來往也就中斷了。如今，他竟因反革命的罪名而被逮，這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但是，對於自己的命運，我仍然存著僥幸的心理，以為自己決不會有甚麼太大的危險。因為一方面，我患肺病已有好幾年，在教會工作上，根本沒有甚麼活動；另一方面，從解放以來，我就盡力響應政府的號召，積極參加生產勞動；再者，從我過去的背景之中，他們也不難發現，我一貫是「循規蹈矩」的人；至於我的思想，原來也是傾向於「進步」的。我想，中共總不會怕這麼一個又病、又無才能、又順從（或可說是傾向他們）的小人物吧。然而，在那社會中所發生的許多事，卻不是可以憑常理解釋得通的。不久之後，我所認為的那些「合情合理」的安全保障，都被無情地打得粉碎，逼迫的大錘也向我迎頭擊打下來。 

　　一天下午，我正在神學院門前散步，忽然看見有兩部警車向院方開來。在門口停下後，從車中跳下好幾個穿便裝的警察，為首的人一知道我是院方的老師，立刻厲聲說：「我們奉命前來逮捕一位匿居在你們這裡的反革命份子張XX。」他們一邊說一邊就進入院內，似乎對我們神學院的地理非常熟悉。不一會就從廚房中抓到張XX，並且將他兩手銬鎖，由三個人押著上了車，剎時之間絕塵而去。留下的兩個幹部也立刻進入辦公室，將我們三個負責人召到前面，大大的訓斥一番： 

　　「反革命的張XX，在國民黨時代曾任安徽某地警察局長，他曾殺害九條人命，我們尋求他的下落已有數年之久，原來竟藏在你們這裡！你們打著宗教團體的招牌，但事實上，卻是反革命份子的製造所和防空洞。政府決不允許你們這樣無法無天下去，從今天起，你們必須停課，全院的老師和學生也一律要展開政治學習，我們要派五位同志住在你們中間幫助你們。至於你們的前途如何，就看這個期間你們自己對黨的政策反應如何來決定了。」 

　　果然，五個幹部立刻來到。這個迅雷不及掩耳的劇變，使全院的師生頓時亂成一團，人人成了將宰的羔羊，任憑他們宰割。 

　　學習一開始，幹部們立刻將師生隔離，這樣不僅可以達到孤立老師的目的，又可以離間師生間的感情。幹部們時時與學生開會，他們不是以花言巧語迷惑青年人，使之相信政府關心愛護他們；便是千方百計地恐嚇他們，使他們覺得再繼續跟著老師走，必會被新社會棄絕，走向死亡的結局。所以沒有幾天，學生的態度便大大改變了：比較持重的學生不敢親近老師，思想比較簡單的學生，則開始敵視老師。逐漸地，鬥爭老師的氣氛愈來愈明顯了。 

　　此時，我的病仍未痊癒，所以經常臥在床上，很少外出。但是有一天，一位幹部進入我的房中，吩咐我起來，要我與大家一同去聽上海宗教事務局局長的報告。我推辭說，我患肺病已許久，醫生要我靜臥休養，所以我不能去。「你不能去也得去，我非得要你去！」他竟無理的發起怒來。我無可奈何地從床上起來，隨著全院的師生一齊去了，心中暗想，我一定無法躲避這次災難了。 

　　原來這次報告，是針對著最近逮捕了教會的領袖而發動的，由上海宗教事務局局長親自出馬，向基督教界說明真相。會場就是借用上海眾教會中容量最大的「南陽路基督徒聚會處」，這個會所足足可容納三千多人。我們到那裡一看，到處擠滿了人，各教會的教牧人員，長老執事以及一些信徒領袖都被召了來。大家的面凝重，即使是熟悉的人見面也只是默然相對而已。 

　　大會開始，局長開始講話了。他那天講話的內容如今仍能依稀記得一些，大意如下： 

　　「政府最近在基督教界逮捕了一些人，也許有人因此以為，共產黨開始迫害基督徒了。我們的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憲法是不能改的，因此，有信仰自由就是有信仰自由，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仍是如此。但是，政府卻決不允許任何人，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到底最近在基督教裡逮捕的這些人，是宗教份子呢，或是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反革命份子呢？今天請你們來聽聽他們自己的口供錄音，然後請你們自己判斷吧！」 

　　「第一位我們要播放的，是反革命份子XXX的口供，他的坦白比較徹底，政府將會根據『坦白從寬』的政策，從輕發落他。」 

　　原來局長所說的這位XXX，就是我以上所說的那一位神學院同學。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麼會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份子！因此我當然要更加全神貫注的聽他的口供了。果然，錄音機傳出他的聲音： 

　　「我叫XXX，我是一位披著宗教的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反革命份子，並且我還有一個反革命集團，其中的成員包括有焦源濂，XXX……等人。」 

　　他不僅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份子，還誣供我是他反革命集團中的第一員大將。這真是晴天霹靂，頓時打得我天旋地轉，以致以後他供認些甚麼我都聽不見了。這時，只見四周圍坐的同工和同學，個個變了臉色，而那些參雜在我們中間的幹部，也都向我轉過臉來，目中射出凶光，臉上顯出可怕的冷笑。 

　　約有三個小時的大會終於在恐怖和驚惶中過去。散會時，所有的同學都紛紛躲避我，好像我已成了一個全身長滿了大痲瘋的病人。我深深地感到被人群遺棄的滋味，是何等的孤單和悲哀！只有藉著禱告，拖著軟弱的腿，獨自一人慢慢地回到家中。 

　　回到家後，立刻向妻述說這個凶信。我們深信大難必會臨頭，因此不但一起禱告，求主給我們力量去迎接它，也互相勸勉，在任何壓力之下，決不為了保全自己而胡言亂語地陷害別人。 

　　院內的氣氛比從前更加緊張了。另外一位比我年長的同工，已被幹部從家中拉了出來，將他禁閉在女生宿舍的一間小房間，要他隔離反省，坦白交待出自己的罪行。不久就傳出，他也寫了坦白書，甚至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者」畢教士（從前的神學院院長，一位美國女宣教師）所派遣的特務份子。更糟糕的是，他也將我的名字列在所謂特務份子之內。接二連三，我被控告了這麼嚴重的罪名，那些幹部怎麼會輕易的將我放過。所以一兩天後，他們終於也將我從床上拉起來，把我關在小小的圖書館內，命令我檢討自己。 

　　年青的學生們看見情勢急轉直下，兩個老師都被關了起來，又加上幹部們竭力地恐嚇和煽動，以致大多數的學生都「革命情緒高漲」起來，紛紛揭發院方的黑暗，又控訴老師的反動罪行和言論。主內的親密關係，師生的情形似乎在頃刻間被破壞無遺。（事實上，大多數青年學生是受嚇被騙，才會一時軟弱至此。然而主裡生命相連的關係是無人能破壞的，因此，這些青年學生後來大多仍是回轉過來；其中有些最近且恢復通信，並且得知他們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中，仍熱心傳道。） 

　　我被隔離在鬥室之中，經常由兩位女學生在門外把守：一面禁止任何人與我接近，一面隨時將我的一舉一動報告給幹部。幹部命令我寫坦白書，必須將自己從八歲起的生活、言行、親戚和朋友都詳細地交代清楚，並且還要加以分析和批判。有時幹部會突然把我帶去他們的辦公室，嚴厲的審問，或是拍桌指鼻的大罵。我所寫的「坦白書」一次又一次地被退了回來，因為他們認為我交代不夠徹底，批判也不深刻。我的內心除了恐懼和感到冤屈之外，逐漸也萌發出憤怒和報復的情緒。我實在想不通，究竟我犯了甚麼罪？我不僅從來不會反對過他們，實際上從我學生時代起，甚至到了後來成為傳道人後，也一貫地同情和擁護他們的理想，又盡量在我信仰之內，用實際的行動來順從他們的領導。但是，為甚麼他們如今對我如此殘忍、如此無理？ 

　　自我患肺病以來，胃口一直不佳，晚間時時失眠。被關入鬥室後，不食不眠的情況更加嚴重。每當夜深人靜，眾人都進入夢鄉時，更是轉側床上，百感交集，思潮洶湧。這時那惡者撒但便趁虛而入，催使我鋌而走險，趁深夜眾人安睡無備，悄悄地起來將廚房中的大菜刀拿出來，將這些幹部斬死，然後自戕，大家同歸於盡。好幾夜，這個思想一直出現，但是當我一想到神，就立刻發現這是何等重大的罪，我的信心和愛心是何等膚淺，不禁滿心羞愧。一面立刻驅除這個惡念，一面求主赦免，並給我力量承擔一切的苦難。這件事，至今我回想起來，仍不免捏一把冷汗。 

　　在我所寫的那些坦白書中，我始終堅持自己雖有反對共產主義的無神論思想，這是因為我的信仰所帶給我自然有的意識反應，但是我卻決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反革命份子，更沒有甚麼反革命集團的存在。這些幹部也曾恐嚇我妻，盼望能從她口中，得到一些我的罪狀，或驅使她來苦勸我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和其他根本沒有的罪狀。但是我妻洞悉他們的詭計，勇敢地向他們宣告：「他沒有任何政治問題，這是我深知道的。」我們曾互勉，要誠實的對待這個運動，若是我們真有問題，就當徹底交代並悔改；若是沒有問題，決不望風捕影地亂說。因此，經過了一個多月的鬥爭和學習，他們終於宣告我無罪，將我放了出來。但是神學院卻被宣告為「反動團體」，立時封閉了。 

解開心靈的死結
　　1958年，年輕的傳道人都被下放到工廠勞動。我成了羊毛衫廠的工人。在工廠中勞動，身心雖然疲憊交加，這卻不是最苦痛的事，最苦痛的莫過於當時心中有一個死結，總是無法解開。我常是一面工作，一面思想，為甚麼自從奉獻作傳道以來，我的路是如此不順？遭遇也總是如此不幸？我本不願作傳道人，但主偏要感動我走這一條路。當我真的獻身以後，卻又經歷到這是一條絕路，不但不能傳道，反而成了被強迫勞動的問題人物。我想，這一切的遭遇應當是神早已知道的，那麼為甚麼祂當年還要感動我獻身傳道？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我也常常顧影自憐，因為當時我的那副尊容，連我自己看了也都會感到啼笑皆非。身上穿了工作服，頭帶罩帽，兩手有袖套，腰間繫圍裙。這樣的打扮，又似男又似女，十分尷尬。每次路經工廠外面的大馬路，前往飯廳吃飯時，常常更是疑神疑鬼，因怕在路上遇見大學時代那些不信主的同學。我想，這副模樣被他們看到，豈不成了談笑的話柄？有時想到自己的前途，我就料定很難有希望從這當中脫身，本以為餘生注定要消蝕在這無聊的苦工當中了。一想到這裡，甚至覺得自己的獻身傳道就是一個錯誤，但大錯已成，只好認了。 

　　這段期間，我雖沒有放棄信仰，但卻已完全忘記了信仰的真實意義與價值。不僅生活成了無可奈何的生存，內心也沒有平安和能力。在這種情況之下，怎能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有一天，當我又在工作中自歎自憐時，心裡忽然有一個微小的聲音問我：「你為何如此日日寡歡，消極悲觀？」「生活沒有意義和價值，還有甚麼力量令我歡樂。」「為甚麼你的生活沒有意義和價值？」這聲音又問。「我本是獻身傳道，但結果卻成了被改造的罪人。現實與理想背道而馳，人生還有甚麼意義？」「為甚麼會有這個改變？是你真的犯了錯誤嗎？」我答：「不是。正因為我要傳道，才會落到現今這個悲慘的地步。」「那麼，主知道你的心。」我說：「知道又有甚麼用？生命是短暫的啊，怎能容許如此無情的浪費？」「究竟怎樣的生活，才是有價值的呢？」這聲音又問。「當然是榮神益人的生活囉。」－－這句話太熟了，以致它能不假思索地就從心裡溜了出來。「那麼，你在這裡工作，能不能榮神益人，孩子？」這一問，竟把我問倒了；一時，我不知如何回答。「榮神益人」這一句話實在太熟了，我不知講了多少遍，都已經要變成口號、口頭禪了，卻很少真正認真地把它與生活連繫起來。現在神的靈提醒我，叫我仔細地思想究竟自己在甚麼情景之下，才能夠榮神益人。我立時心中明白，我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境遇中都過一個榮神益人的生活，但是我的心仍不肯受安慰。這時主的聲音又問我： 

　　「當年你好幾次奉獻禱告的時候，不是都留著淚地向我說：『主啊，縱使遭遇貧窮、痛苦，無論海枯石爛，我都願愛祢，為祢而活』嗎？如今這些山盟海誓都到哪裡去了？」 

　　我不禁熱淚盈眶，才發現自己的信心和愛心是多麼的膚淺。雖然我口口聲聲地說，已經放下世上的名利富貴，但實際上，它們在我的心中卻仍然佔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因為人生觀並沒有真正的改變，所以心情還是那麼容易地隨著世界的變動而影響－－雖然身體的勞苦是不可避免的，但那種心靈自卑、自憐的痛苦卻是自找的、冤枉受的。想到這裡，頓時醒悟過來，立刻就在那台機器面前，一面工作，一面向主禱告說：「主啊，我願意重新獻上我的心給祢，真實地為祢而活，求祢助我榮耀祢。」隨著這個簡短的禱告，我的心間彷彿雨過天晴，已失落多時的平安喜樂剎時再次充滿了我。從此以後，工廠中繁重、單調的工作不再使我生厭；因為這些對我而言，已有另外一個屬天的意義了。 

事奉神五十一年
　　我獻身傳道，是在1948年6月30日。記得那天考完最後一堂大學畢業試後，便立刻雇了一輛三輪車前往神學院就讀。當時孤獨凄涼，內心充滿了膽怯憂患。五十年過後的6月30日，我卻是坐在高空的飛機上，從美國西岸飛到東岸，向兩千海外學人傳福音。前後的心情是何等的不同！半個多世紀來，歷盡滄海桑田，而神的話語卻永遠不變。而我－－一個極其卑微軟弱的人，卻因靠著神所賜的話語：「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賽卅七31）不但未被時代的巨浪所卷去，並且能為祂工作直到如今。如今的確證實：歷史的片段是魔鬼的猖狂史，歷史的整體是神的得勝史－－神掌管歷史。感謝神，因為信祂，使我有正確的歷史觀，因而獲得了正確的人生觀。

　　本文完稿時，正值我事奉神整整五十一年。但當年感動我奉獻的詩篇第八十四篇的話仍然是那麼新鮮，對我的感動力，亦可說是更勝於前。因為其中許多的話，如今都已經不再是應許，而變成活生生的經歷。 

　　茲將這篇我永不會忘的詩，敬錄下來： 

　　萬軍之耶和華啊，祢的居所何等可愛！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呼籲。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啊，在祢祭壇那裡，麻雀為自己找著房屋，燕子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如此住在祢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祢。靠祢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㢠聽我的禱告。雅各的神啊，求祢留心聽。神啊，祢是我們的盾牌，求祢垂顧觀看祢受膏者的面。在祢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寧可在我神殿中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萬軍之耶和華啊，倚靠祢的人便為有福！ 

（本文摘自《生命季刊》1999年7月號。蒙允轉載，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