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非但根本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與此相反，它對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也讓更多的人有了真正的信仰，知道了真理。 

　　從我們小時候起就接受了這樣一種教育：「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幾十年來，這一灌輸和宣傳掩蓋了真相，加上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使我們對基督教產生敬而遠之的態度。但當我們竭力尋求歷史真相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解開心理上的束縛，掙脫心靈上的枷鎖，勇於追求真理。 

把西方科學文化帶進中國
　　早在唐朝貞觀九年（主後635年）就有大秦景教傳入中國，這是基督教首次進入中國。十三世紀開始，羅馬天主教會的傳教士也嘗試將基督教傳入，但大多以失敗告終。四百年後，耶穌會的神父們曾有小建樹，卻在1722年被逐出。明末清初，利馬竇和湯若望在傳播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的同時傳揚福音，建立了教會的雛形。 

　　從利馬竇和徐光啟共同合作將西方科學文化介紹到中國起，到今天歷經三百多年。歷史讓中國人認識到科學發展的重要性，但對西方文化的排斥卻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們的潛意識中。西方的科技和文化是同時到達中國的，傳教士們向中國的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和平民百姓傳講上帝的話語，建起了尖頂的鐘樓，莊嚴的教堂。但中國人更熱衷的是長筒望遠鏡和音樂自鳴鐘。皇宮裡還收藏了郎世寧的繪畫，清史中記載了康熙曾要湯若望祈福，皇貴妃及皇子因病向傳教士求醫治的史實。康熙對西方科學文化有濃厚的興趣，他於1692年准許自由傳教，但於1707年又下令部分禁止。雍正則禁令傳教，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被迫中斷長達百年之久。而中國真正建立教會是在十九世紀中葉。 

傳教士為神使命默默耕耘
　　近代中國教會的確從一開始就蒙上了帝國主義的陰影。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結束，戰敗的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這是一系列不平等、恥辱條約的開端。除割地賠款外，陸續開放通商口岸，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是最早的五個城市。與官員和商人一起到來的還有傳教士，因為在不平等條約中還有解除教禁，准許購地建堂的條款。這樣，帝國主義侵略和不平等條約就與基督教傳教士產生了關聯。他們被視為對中國文化侵略的先鋒，無可逃遁地背上了「帝國主義工具」的罪名，時至今日仍無法洗脫這一惡名。 

　　事實上，傳教士在中國的所作所為與侵略者截然相反。許久以來他們就期待著向中國傳揚福音，結果上帝為他們打開了中國之大門。在他們的理解中，這是靠了禱告祈求，決非槍炮征服。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他們在這些通商口岸城市裡建立了中國最早的教會。一些來自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為此奉獻了終生。如戴德生一生向中國人傳揚福音，他留下了這樣的名言：「我若有一千英鎊，中國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不是中國，乃是耶穌。」即使今天，許多傳教士依然堅守這樣的信念：「中國啊！我若忘記你，情願忘記我右手的技巧；我若不記念你……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西方宣教士於1951年被勒令離開中國後，他們始終心繫中華，每在禱告中記念。大陸一開放，他們又繼續傳福音的工作，甚至到少數民族地區辛勤耕耘，使那裡的福音種子生根成長。他們從沒有侵略的念頭，只是默默地為神的使命奉獻。 

　　十九世紀末期，中國人開始仇視所有的外國人，原因是西方列強對於毫無還手之力的中國肆無忌憚的侵略。日復一日的屈辱，使民族激憤達到高潮，不堪忍受的中國人開始反抗。對洋槍洋炮的恐懼，使他們的矛頭並沒有指向真正的侵略者，而遷怒於平時與他們最為和平相處的洋教士。雖然他們的妻子兒女得到過教會的接濟，也知道教會經常把麵粉奶粉賑濟給窮人。但強烈的民族仇恨，加上複雜的封建傳統意識，導致了盲目排外的情緒的出現。教會和傳教士變成了直接的犧牲品。陸續發生了重慶教案、揚州教案、古田教案、天津教案和庚子教案。有上千名教士和中國教友殉難，基督徒的頭顱被高掛在電線桿上。之後引發了更大的悲劇。劫難過去，許多內地會的教士沒有要求賠償，反而回到當地繼續他們的工作。因為，他們也一樣同情中國人民的不幸，要用愛和信任化解這種民族情結。 

基督徒在中華大地的貢獻
　　正是這種愛的努力，使基督教在廿世紀初葉的中華大地上有了第一次奮興，一批中國基督徒成長起來，外國傳教士的本土性加強了，兩者的融合成為日後中國教會的基礎。同時，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和教會的支持下，中國許多城市建起了教會醫院、教會學校，並資助留學生到海外學習，他們中有很多人成為基督徒。其中，包括受教會學校培養留學美國的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容閎和第一位學成回國服務的女基督徒醫生石美玉。 

　　鮮為人知的是基督徒也為中國革命做出過卓越貢獻，他們投身於革命洪流。廣州起義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中就長眠著多位基督徒；早期民主革命的領袖之一陸皓東就是基督徒，他的革命理念也源於此；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歷程從倫敦、檀香山到舊金山，得到許多基督徒的支持和擁護。他把華僑稱為「中國革命之母」，一些基督徒華僑出錢出力，對民主革命的勝利功不可沒。後來，孫中山先生也成為基督徒，他的「天下為公」思想得到進一步完善和升華。這些都不是用「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的論調可以掩蓋的。 

協和醫院今猶在
　　提到「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就必然會聯想到北京協和醫院（Union Hospital）。因為根據這種論調，教會興辦的醫院也成為罪證，協和醫院則首當其衝。文革期間，醫院一度被迫關閉，所有的醫護人員下放，院內舉辦「控訴帝國主義宗教侵略展覽會」。後來，醫院還曾幾易其名，但歷史證明，那些政治名稱只不過是過眼煙雲，北京協和醫院還是保持了她原有的名字。回顧其早期成立歷史，的確和教會的熱心人士密不可分。除占地建築外，海外的教會捐獻了相當一部分款項，購置醫療設備。一些基督徒遠渡重洋，到中國來行醫佈道，並為中國培養了一批醫護人員。協和醫院很快就成為中國集教學、研究和醫療於一體的最好的醫院。同海外的基督教醫院一樣那裡也有小教堂、牧師，醫院的工作人員和病人都可以去禱告崇拜。瞭解了這些便能清楚地認識到，所謂的「拿中國人做實驗」、「強迫醫護人員信教」等等，不過是欲加之罪的慣用伎倆。文革中醫院裡的基督徒醫護人員和工友遭到慘無人道的迫害，但一些僥倖活下來的人仍堅持他們的信仰，而且他們的後代中基督徒的人數更增加了。協和醫院仍舊是中國最好的醫院。人們會記住她的歷史。 

從中文聖經翻譯到辦學
　　1807年，最初中文聖經的翻譯者之一馬禮遜受英國教會差派來到中國。他創辦了英華書院，成為西式教育的開端。以後，基督教會陸續在中國開辦了許多學校，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為中國貢獻良多。這恐怕不是用「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能抹殺的。清政府在戊戌變法後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一直被當作北京大學的前身。但是，一所封建王朝的學府是如何成為中國最具思想學術創造力的高等院校，其中也不乏宗教思想的影響。她之前的燕京大學就是由教會有關人士興辦的。當時的學校裡有神學研究，在學校的紅樓舊址，設有專門的禱告室，圖書館內也有祈禱的地方。司徒雷登因為毛澤東的一篇文章「別了司徒雷登」而名噪中國，雖然他由一個傳教士成為美國駐華大使，又變作中共攻擊的口實，但他對北大的貢獻也不可磨滅。他五十年前興建的兩所體育館至今仍在使用，而北大第二體育館還曾是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中心，這一史實，恐怕已少為人知了。人們只記得47、48年北大領導過風起雲湧的學潮，而與此同時，北大的學人也發起了校園福音復興的運動，組織成立了北平基督徒學生團契，成為傳揚福音的中心。今天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依然保留了這一傳統，一些基督徒的老師、學生仍在為神作工。 

宣教士強烈譴責八國聯軍
　　「披著宗教外衣的特務」這一指責，在是非顛倒的年代裡我們聽到過許多。在這種思潮影響下的文藝作品也常常把牧師、神父當作反面人物來描寫。而從實際情況分析這類的誣蔑便不攻自破了。當時的傳教士需要經常寫信向差會報告所在地的情況，提出代禱事項，介紹教會的狀況。作為歷史資料，現在可以很詳盡地查閱到他們書信往來的內容，從中不但難以發現各類不實的指責，相反我們會被他們強烈的愛心深深的打動。在八國聯軍蹂躝北京之後，內地會的宣教士首先發出譴責，在他們所寫的信中大量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強烈表達了中國人的憤慨：「古都北京闖進了兩個海盜，燒殺搶掠，他們一個叫英格蘭，一個叫法蘭西……。」後來馬克思在文章中同樣引用這段話。 

教會力求本土化
　　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教會在成長過程中為擺脫籠罩在頭上的陰影，作出了長期不懈的努力。歷史的誤解和文化的衝突所帶來的創傷，給基督教教會的磨難，反而使真正的基督徒更加成熟。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國的教會便提出「自立、自養、自傳」的「三自政策」。這對於當時的教會是艱難的抉擇，靠著對神的堅定信仰和神的保守，他們把基督思想植根於中華文化的沃土中，神使華夏大地上奇妙的出現了大復興。他們的代表有王明道、楊紹唐、倪柝聲和宋尚節等。到1949年，中國的教會與西方差會之間已基本形成屬靈的相互關心的關係。教會的本土化、中國化已得到肯定，這在許多海內外出版的書籍和發表的文章中都可以得到證明。但這一重要的事實在後來卻被別有用心的纂改和抹殺了。很多人為維護歷史的真實和信仰的真理付上了生命，使我們更有必要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因為，基督教非但根本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與此相反，它對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也讓更多的人有了真正的信仰，知道了真理。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聖經是神告訴我們的真理，其中沒有一絲一毫是帝國主義的。我們應當勇敢地相信，勇敢地追求，勇敢地傳揚神的真理。 

（本文轉載自《海外校園》，1996年8月號，第18期「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嗎？」，蒙允轉載，在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