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头五十年，战争是中国最大灾害。不论革命、军阀、内战等，都使宣教士直接或间接受到殃及，就像傅固信牧师在中国宣教三十六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二日在安徽正阳关被红军掳去，之后数月仍有消息，各方尽力营救；但后来在政府军「围剿」下，红军「突围」和「长征」，他在征途中失踪。把今天历史的记载和当时的推测作对照，可知他约在同年八、九月间殉道。（注一、注二） 

　　傅牧师是加拿大人，一八九五年加入内地会，被差往江苏清江浦及邻近宣教。稍后与美国女公会（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宣教士盖姊妹（Miss Cobb）成婚，同在清江事奉。一九○○年义和团乱起，清江成了驻军重镇，民情汹涌，幸全体宣教士及时平安撤离，傅牧师夫妇及其一岁儿子亦在其中。 

　　义和团乱后，傅牧师一家转往安徽西北之应州府（今阜阳市）事奉。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内地会年会见证说：「我要告诉你们，中国人非常温文尔雅。多年来我住在中国，发现他们很有礼貌，是个仁慈体贴的民族。真希望你们不要因常听到暴动、宣教士遇害，少听到像我们在中国人中间享受到的安宁生活，而对中国人印象恶劣。」 

　　他又举例说，每到一个新村镇传福音，他会以半分钱（Half a cent）把圣经小册子卖给要看的人；因他看出中国人的性格，如果是赠阅的，会视为废纸；若要花钱买的，那就非看不可。 

　　在见证中，他指出宣教有三个策略： 

　　第一、在已成立的福音站建立教会，让中国人看到我们基督徒怎样敬拜神。 

　　第二、在两个福音站之间，设立若干路边福音堂，只租用一小房间也可以。全日开放，由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驻守。不用讲道方式，只做个人布道。 

　　第三、以福音站作核心，到邻近村镇或更远地区传播道种。 

　　初期应州府福音站的教会仅二十人左右，但他们经常参加聚会，很少缺席。傅牧师应用其宣教策略，有一次福音晚会结束时，四位男士站起来决志。信徒主动做陪谈，约半小时后，与傅牧师同心为决志者祷告，记下姓名以便跟进栽培，直至清楚救恩才给他们施洗。傅牧师说：「纵使在牧养事奉上有许多试炼，但有这么多肯投入欣然同心事主的信徒，实在使我充满喜乐！」 

　　可惜，他们常遇到天灾人祸，就像一九一一年二、三月间，安徽、江苏两省北部大水灾，农作物歉收，造成饥荒，哀鸿遍野。众宣教士集合来自各国的救援物资，赶到灾区赈灾。傅牧师带着极沉重的心情，接触那些流离失所的灾民，尤其是饥寒交迫的儿童，使他禁不住黯然想起自己的家；因一月十七日与他同心事奉十多年的爱妻突然病逝，留下两男两女，长子十二岁，幼子仅五岁半。 

　　独力兼顾家庭和宣教工作两年多，傅牧师与贝姊妹（Miss Elizabeth S. Birch）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八日结婚，不久迁往安徽正阳关福音站事奉。贝教士乃教师，于一九○六年来华，借办学传福音，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每学期只收费二元，故很快满额。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是北伐内战最高潮，大部分宣教士撤至沿海，他们仍坚守福音站，不肯撤离。军队征用了学校和妇女收容所，他们便开放自己的家园，继续办学，收容妇女，没因内战而停止事奉。 

　　正阳关在应州府东南约一百哩，位于淮河中游，常有水患。向西南走二十五哩是霍丘，南行八十五哩是六安。特别提这两个市镇，是要为一段历史下注脚，让我们明白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才能了解傅牧师怎样遇害。原来豫皖边区的红军，于一九二七年崛起，以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之大别山为基地。先后成立红军第一军和第四军团，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湖北黄安扩大为红军第四方面军。随即在十二月占领黄安，消灭国军一个师。翌年二月，向东攻占河南商城；四月向南占领湖北蕲春，再向东围攻安徽六安苏家埠；五、六两个月，连破国军，掳官兵一万五六千人。当时，上海「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事件）刚结束，蒋中正遂于五月亲领大军「围剿」。七月大破红军于霍丘，八月进攻黄安，九月攻破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之豫南新集，再合东路国军攻占皖西红军基地金家寨。于是，红四方面军自豫南出动，经皖西、鄂东西走。十月，越过平汉铁路，开始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注一、注二） 

　　从上述历史，可看出傅牧师被掳时，红军正节节胜利，控制範围扩至十万六千平方哩，人口达二百馀万。当时南京英领事照会上海英领事，转告内地会，获总司令蒋介石答允，立刻派兵入安徽营救。为什么惊动了最高当局？原来傅牧师被掳一事，正受国际舆论压力。 

　　一九三一年夏天正阳关又逢大水灾。灾情严重，可从七月十八日傅牧师来信得知： 

　　「这是本市有史以来最严重天灾，全城80%浸于水中。…大街布满水，除较高一段，其馀商店水涨至柜檯。） 

　　「中国人很晓得用泥和砖盖房子，外加禾秆草混泥做灰墙，但这种房子会渐溶于水。…我们的房子位于全市最高处，建筑时地臺加高了一呎，因此，水还没浸到前门，但邻舍已注入了水。 

　　「我们家住满灾民，主要是信徒及其家属，因他们无家可归；我们的福音堂被警察征用，因警察局已被水淹盖。实在不得已我们才拒绝了许多要求收容的灾民。… 

　　「淮河堤岸全崩，整个谷地注满水，氾滥地区数百哩，千百亩耕地都是每年夏季盛产稻麦的农田。我曾经历四次淮河水灾所造成的荒年，不知这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会否带来空前的饥荒？ 

　　「红军的威胁也离我们不远，但为了维持生计而不辞劳苦的中国人，却能忍受这威吓延续下去！政府本派军剿捕红军，可是却从六安上游沿河而下到这里布防，与驻集于对岸的红军互不干犯。红军是极端无神论者，从无神论的苏联分支出来，在他们势力範围内，全部福音事工都得停止。他们可拥有社会上任何人，亦可随意指派任何人做他们的公仆，执行他们的命令，他们就是社会的主人翁。在那里没有个人自由，如果来得及的话，在他们未到之前，就要尽快逃跑。这城有许多难民是为了逃避红军而来的。…」 

　　同年四月三日，与他在正阳关一起事奉十多年的爱妻因病离世。暮年丧偶，何等哀伤、孤单！之后遇上天灾，人祸又接踵而至，怎能不难过！ 

　　水灾之后，果然是空前大饥荒。多年来都是宣教士自行募捐赈灾，但这回需要庞钜，惊动国际，于是国际水灾救济总处（Inter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全力支援，向内地会借用傅牧师主理正阳关的赈灾工作。 

　　傅牧师年事已高，爱妻又刚去世，在中国宣教已三十六年，理应退休返国与儿孙团聚；可是，目睹饥民遍野，既获得强大的国际机构支援，怎能放下这好机会不顾而去？于是毅然承担使命，联络所有商店代作银庄，发散救济金；租用粮仓，分派粮食。五月十一日谣传红军将要入城，全部商店不肯代劳，把救济金交还傅牧师。当时，崔牧师（Pastor Tsui）、胡先生（Mr. Hu）和一些信徒都劝傅牧师立刻逃走；但傅牧师坚持以赈灾工作还未完成，翌日要分派救济金，深信父神会保守他多留一天，完成任务才离去，于是崔牧师也留下陪他。谁知十二日清晨六时，约一千红军入城，两位牧师同时被捕。当时在场二百多平民全体跪在红军军官面前，恳求释放他们的「朋友」傅牧师，因在过去多个月，他是全城唯一关心和救济他们的人，使不至饿死。军官虽耐心听他们哀求，但仍说要扣押数天。可是十五日早晨，红军竟带着两位牧师向应州府方向撤退；大批平民再拦路恳求释放傅牧师，但军官坚持不肯，只答允善待他。 

　　红军入城三日，所有大商户和富有人家都被劫掠一空，福音站屋宇亦空空如也，救济金全部失踪。可幸没有伤人，基督徒都平安无事。其后崔牧师在途中脱险，但四处打听仍无傅牧师下落。胡弟兄跑到东邻寿州（今寿县）将经过告诉住在那里的美国长老会锺教士（Miss M. S. Jones），再由她转达上海内地会。 

　　傅牧师出事后，各方传来消息不一： 

　　有说他被掳那天，同工穆先生（Mr. W. W. Moore）正在城外宣教，知情势严峻，立刻逃亡，五月十四日安抵应州府。十七日发电报到上海说：「证实红军把傅牧师从正阳关解往霍丘或六安，请代祷。」 

　　五月廿九日上海来的消息说，傅牧师已被解往河南东南的商城，在六安之西约七十哩。在路上，总算优待，供他骡马代步，一日两餐，与红军领袖相同；然而，每到一处，便把他置于高台示众，傅牧师借此机会向群众传福音。 

　　另有寿县锺教士来信提及，冼秉元弟兄（Sen Bing-yueh）曾受傅牧师牧养，又是其挚友，是美国圣经公会负责销售圣经的传道人。因挂念傅牧师安危，昼夜不安，五月底独自走九十哩路，到山区红军部队寻找傅牧师，遭红军扣押、洗脑。冼弟兄反向全体红军作见证，追述傅牧师如何领他归主，使不再沉迷酒与赌，最后红军把他释放。虽然寻找不到，但为主作了美好见证，像傅牧师被囚时一样。 

　　六月七日上海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记载，正阳关的邻乡，数百妇女齐集进入红军阵地，设法找寻傅牧师；计划若寻见他，全体跪求红军，不获批准，誓不起来。当时，一位有地位的正阳关领袖，愿以自己交换傅牧师，而国际水灾救济总处员工正努力营救；但至六月六日截稿时仍无消息。 

　　七月十二日上海内地会《千万中国魂》主编报导，中国政府、英国领事、国际水灾救济总处处长詹信爵士（Sir John H. Simpson）、内地会和当地人均倾力营救，仍无结果。红军似乎志不在以傅牧师索取赎金，而在以他作政府军「围剿」时的挡箭牌。 

　　七月廿八日上海内地会报导，谣传共产党向政府提议，将傅牧师和被囚的信义会倪教士（Mr. Bert Nelson），与当时正在南京高等法院受审之共产党嫌疑犯劳伦士夫妇（Mr. & Mrs. Noulens）作交换。 

　　九月一日上海内地会秘书再报导，汉口内地会曾接到傅牧师的信说，如有可能，请寄给他一些需用物品。一些认识傅牧师的中国人说，在河南光山（在商城西北约三十五哩）曾看见他。 

　　事实上，国际水灾救济总处尽了最大努力，特别请张先生（Mr. Chang）四处寻访傅牧师下落，而詹信爵士更亲自奔走于外交和中国各军政部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写信给傅牧师的子女说： 

　　「我们虽至今仍没法证实傅牧师下落如何，但两个月前，我返回中国，接到一份较可靠的报告，提及红军在政府军猛烈攻击下，把傅牧师杀害了。…没法证实到底他是否仍在四川、陜西交界的红军手中，我到湖北和河南后，或可获得一些结果。希望他仍在红军手上，我们会尽力救他脱险。 

　　「很遗憾没机会与令尊见面，…在安徽最严重的灾区里，有位像令尊这样可靠、能干而又投入的人主理，实在令我放心。我深信、我想大家也深信，若不是他为了忠诚地照料总部的财物，早就可以逃生了。…这一切总部深知并相信要对令尊负全责。 

　　「如果傅牧师不幸因公殉职，我会请总部致以深深的悼念。…我曾征求内地会总监的意见，救济最严重的灾区，他想，傅牧师也会认为这是最好的纪念。…目前最大的灾区在陕西中部，我们总部会以纪念傅牧师之名，拨款赈济该区。」 

　　虽然傅牧师没有留下片言只字就返回天家，但我们深信这位热爱中国人、充满主爱的忠仆最后的一句话是：「真希望你们不要因常听到暴动、宣教士遇害，而对中国人有恶劣印象。」 

参考资料：
　　中国内地会英伦版《千万中国魂》（"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by China Inland Mission）一九○○年第77、154页。一九一一年第42、52、73页。 

　　中国内地会美洲版《千万中国魂》（"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by China Inland Mission）一九○四年第39－41页。一九○八年第97页。一九三一年第84－85、151页。一九三二年第108－109、123－126、141、156页。一九三三年第12、60－61页。一九三四年第44、84页。 

注释：
（注一）《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郭廷以着，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版第十次印刷，第593－599、619－630页。 

（注二）《中共风云录》上册，黄黎、方北着，作家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43－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