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麦贵坚（Robertson McQuilkin）乃哥伦比亚神学院院长（现为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当他太太被诊断患有老人痴呆症时，他应《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编辑之邀，将自己的挣扎经过执笔写成此文。

　　十年前某天，当我们和一对朋友夫妇在佛罗里达度假时，我太太穆莉尔（Muriel）重复地述说她五分钟前讲过的故事。这是她平生首次有这异样的表现，使我深感寄怪。接续而来的日子，类似的事情也偶然发生。

　　过了三年，当莉尔住院检查心脏时，一位年轻的医生把我叫到一旁，告诉我说：「你太太可能患了老人痴呆症。」这实在难以相信！我不自觉地怪责这年轻医生太过自负，不够人情味。莉尔岂不是生活如常吗？虽然我们不再在家中宴客，但对我这位任职一所校务蒸蒸日上的神学院院长来说，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莉尔烧得一手好菜，是位善于待客的女主人，祗是近年来有渐不如前的情形出现。弄些家常小菜，她仍能胜任，但宴客时却不时忘记摆上沙律或甜品。

　　神学院院方要求她替我作人像素描时，她感到力不从心，她曾替前任院长作素描，备受赞赏。老人痴呆症是什么病呢？我不自觉地惊惧起来。于是我们前往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再次接受诊断，希望听到较乐观的结果。当医生请莉尔说出四福音的书名，而她竟以恳求的眼光向我求助时，我的心直往下沉。但她很快地又恢复正常，笑吟吟地自责。她可能有点紧张罢，因为什么事都不能令她沮丧的。最后，我们接受了「裁决」，决定不再到处寻找「神奇」的治疗法。

　　我太太在WMHK电台主持一个早晨节目，名叫「仰望」，现在也要结束了。

　　然而，她却不这么想。虽然她不再主持电台节目，但仍坚持接受邀请主持讲座。不过，她常在演讲中思路中断，情况狼狈不堪。结果，连这些讲座她也渐渐放弃了。

　　可幸的是，她还能帮助一些前来找她辅导的青年人，她仍开车、购物，或写信给孩子们。信不是时时容易明白，孩子们则会解释说：「妈妈以前也是常常有些失魂落魄。」她也义务为一位失明研究生诵读功课，和计划录制一些音带帮助其他人，可惜计划不能实现。她每次失败都感失望挫折，但都能短时间内恢复平静，再次的尝试。

　　莉尔一直不晓得自己的病况。电视节目中数次提到老人痴呆症时，她还喃喃自语说：「不知道我会不会患这病？」她似乎感到痛苦，我却在看见自己所爱、所熟悉、充满生命力、多才多艺、能言善辩的她渐渐失去往日的光采，便深受尽煎熬。

　　我向学院的董事提议另觅人选接替我的工作，学院方面似乎要我继续留任，没有找人。我感激他们对我的肯定，但这样做并不实际，也使我有不负责任之嫌。

　　我陷于两难之间，不知如何取舍。我应否以基督和他的国度为重，将她长期安置在疗养院内？一些好友极力主张我这样做。他们说：「莉尔很快便习惯院内的新环境。」她会吗？会不会有人爱她，不要说如我般爱她？我以往常看到那些坐轮椅的人在长廊上等候，企盼亲人短暂的探访。我肯定，莉尔决不会忍受这种等候。

　　不认识我的人会说：「好，你常常说『神第一，家庭其次，事奉第三』。」其实我从没如此说过。将神放在首位，就是说将他给我的责任放在首位。要在这些似有冲突的责任中找出一个先后次序来，是一件煞费思量的事。

　　一九八八年是我们六个孩子长大成人离家后，我家首次计划在山上举行一星期家庭团聚。莉尔疼爱孩子及孙儿们，而他们也敬爱她，大家一同品尝精美食物，一块儿游戏、唱歌、采野紫黑酱果，多么令人兴奋。大家计划庆祝我们结婚「四十」周年，事实应是三十九周年。因我们害怕到第四十年，她已不认得我们。

　　但三年过后她仍认得我们！她理解力差，表达力弱，但她还懂得爱所爱的人。　　

　　她了无牵挂，生活快乐。

　　莉尔是我的喜乐。我甘心乐意照料她，没有半点勉强。她教晓我什么是爱－－神的爱。她开始从人家前院摘起花来带回家去，摆满了全屋。

　　最近她且开始在「家中」摘。有人送给我们一盆美丽的复活节水仙，两茎上各开了四五朵花，生机活现。一天当我走进厨房时，看到洗碗盆前的窗臺上摆着一个花瓶，瓶里插着一茎水仙。我本学习「顺她的意」而行，无论她做什么都不予更正。她绝不会存心不良，她只是不再知道怎样做才对，更谈不上记得我的谴责。然而，我竟无理地告诉她，说我对她如何失望，又对她说那枝水仙将会凋谢，请她不要将馀下的一茎拔起。

　　第二天，我们的小儿子肯特（Ken）于往印度前，从达拉斯来探我们。我将谴责莉尔的事告诉他，并对他说自己如何感到难过。当我们父子两人坐在门口的秋千上享受天伦之乐时，他母亲带着温柔的微笑将馀下一茎水仙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然后转身回到屋里去。我简单说声「谢谢」。肯特对我说：「爸爸，你进步了。」

　　莉尔现已不能说完整的句子，她只能说短句及单字，很多时候那些单字也不易明白；有时她想说「是」却说了「不」。但有一句话她仍能说得清楚，而且还时常说，就是「我爱你」。她不但说，更用行动来表明。

　　学院的董事安排护士住在我们家中，让我可以每日到学校工作。但过去两年，我发觉把莉尔留在家中是愈来愈困难的事。每当我离开家门，她便尾随我到学校。她和我一起时便满足。我不在她身边时，她便感苦恼，什至惊惧。由我家到学校来回约有一哩远，她却能在一日内来回十次之多。有时晚上，当我帮助她换衣服时，发现她脚上有血迹。我遂把情形告诉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哽咽起来，只简单的说：「这样的爱！」良久才继续说：「有一理论可解释这情形，就是多年来培养的感情特征会在类似的场合表现出来。」我也愿对神有如此深切的爱，不顾一切地时刻要去亲近他。

　　朋友及家人常问我：「你好吗？」我相信他们是想问：「你感觉怎样？」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内心的伤痛还未痊瘉，我感觉孤单，好像未认识莉尔前那些日子一样。每当夜幕低垂，我倍感凄寂，因为我明明认识她。我是为她哀伤吗？或是为自己？老实说，照顾她的工作日渐困难，令我加倍忧愁。

　　我相信朋友问我们，并不是想知莉尔的需要是否得到照顾，而是想知道我如何能「应付」这美满婚姻一个接着一个溜掉的日子。

　　我读报看到一封反映现代人一般心态的信，说：「我结束这段感情，因为它已不能满足我的需要。」辅导员的答覆，大家都可以想到，就是若沟通、了解、肯定、共同兴趣、生理上等等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那便分手吧。辅导员并没有提供其他建议。我曾把以上所提的情形逐一思想，觉得提供解答并不恰当。我不会停留在反省的阶段，我个性外向，总会有所行动。有时我什至会为自己当前的任务而感兴奋，因为它比管理学院的复杂事务更具挑战性，更需创造力和适应力。

　　我有一系列的「应付策略」，有时一星期改换一次，有时什至每日改换一次。我们的娱乐可以是一块儿去购物，但当莉尔将东西放在其他顾客的手推车中，或跟着别人离去，或迷失在市场的货品迷宫里时，那就没有什么娱乐可言了；有时她不肯吃饭或洗澡，我得想办法哄她就範。这肯定与制订一个一千万预算案或策划一个全球性的计划截然不同。我如今的工作不如从前的那么令人瞩目和兴奋，但所需的精力却是从未想像过的，这更显明了我的不完全，给我更多机会去从神的丰富支取力量。

　　当莉尔日益需要我时，我每天竟为谁该得到我全时间服侍而愁烦：是莉尔呢或是哥伦比亚神学院呢？泰伯医生劝告我不要单为满足莉尔。他说：「不要被莉尔影响你的计划。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实现对哥伦比亚神学院的心愿，但我可以告诉你，莉尔不会因你而好转。」但四十二年前的婚礼，我岂不曾许下「无论疾病或健康……至死始分离」的诺言吗？

　　我并不觉得自己是无奈地去承担这沉重的任务，我反倒觉得十分公平。她忠心地照顾我近四十年了，且爱我的心丝毫不减！现在由我照顾她，不正是机会吗？她是这样好的伴侣，就是让我照顾她四十年，也不能偿还我的「债」呢！

　　但神给我在哥伦比亚神学院二十二年的工作，我岂能一下子放下呢？

　　实在不易。是的，很多的理想已实现，但许多仍是处于筹划的阶段。还有，神安排与我一块儿事奉的同工，我们不但工作上合作愉快，并且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友，要离开这岗位，谈何容易！辞职是难受的，但非常明显，哥伦比亚需要的不是一个容易分心或半职的领袖。趁学院冲劲十足时离任让神任命，新领袖接掌，这才是明智之举。

　　当我宣布辞职时，想不到多方反应强烈，使我感到震惊。不少夫妇重新彼此婚姻之约，牧者什至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会众。直至一位常常接触垂死病人的杰出肿瘤学家向我解释时，我才恍然大悟。他说：「几乎所有的太太会支持丈夫，但像你这样支持太太的丈夫，简直凤毛麟角。」或许大家认识到这是时代的悲剧，所以因着我的决定（在我看来是唯一的办法）得到帮助。

　　与莉尔一起生活，不是单为守约或公平的缘故。虽然眼看她渐渐失去记忆，她却是我人生的喜乐。每一天我都能从新的角度去认识莉尔，她是我一生所锺爱的太太。我同时看到神爱的彰显，叫我爱他更深。（何蕙怡译）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8,1990何蕙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