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瑞贝卡生于1812年7月，1847年时成为合信医生（Benjamin Hobson,1816~1873）的续弦夫人；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生于1814年4月，死于1843年，未婚。在马礼逊的后代中，儿子马儒翰及女婿合信是比较着名，故本文就将重点放在他们二人身上。

马礼逊之儿子马儒翰
　　马儒翰的童年颇为坎坷，才十二、三岁已经有四次远渡重洋的经验。1814年生于澳门，才几个月大就被健康恶化的母亲带回英国，五年多后再由母亲带来中国，然而母亲却在一年后因感染急症病逝于澳门。1822年初，未满八岁的儒翰，只身搭船前往英国寄养在父亲友人家中，直到父亲返英述职、续弦，1826年全家再度来华，这时儒翰刚满十二岁。

　　马礼逊非常重视这一双儿女的教育，在沉重的文字事工如译圣经、编字典之馀，还亲自为他们编写读物。例如，在1824年搭船回英述职的航程中，他完成了两本着作。一是关于亡妻玛莉的回忆录，目的是留给姊弟俩作为纪念，盼望他们能仿效母亲的敬虔与爱心。二是一本介绍中国的儿童读物，借着一位父亲与一对儿女的十次谈话，讨论中国的历史、宗教、图书等十个主题。马礼逊在船上完稿，当年就在英国出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马礼逊特别向读者说明，书中的一对儿女确有其人，而且都出生于中国，这显然就是指着瑞贝卡与儒翰而言。在此书的结尾，父亲期勉儿子努力成为了解中国的学者，这应该也就是马礼逊对儒翰的人生规划。这本书出版后销路什佳，在马礼逊结束述职返回中国前就出了第二版，内容增加了一个附录和一些图片。

　　马礼逊除了亲自督导儒翰学习中文外，也于1827年将他送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去上学，专习华文。在英华书院的三年多期间，儒翰不仅在中文方面大有进步，也对印刷产生兴趣，后来成为活字印刷方面的专家，对文字事工有很大的贡献。由于中文能力出类拔萃，儒翰才十八岁就应聘担任美国外交使团的翻译员，前往中南半岛与安南、暹罗等国谈判。马礼逊起初对儿子接受此一职务虽不表赞同，但由于爱子心切，特地写了五条「行事守则」给儿子参考，提醒他在与人相处、翻译文件各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其中第一条就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要用心祈祷上帝的帮助。」在信末，马礼逊还叮嘱快投入社会工作的儿子：「每日当在圣经上留下好记录。每天当谨慎自省，不要等待明天。」这应该也是他自己多年来在中国带职宣教的深刻体验。

　　马礼逊父子情深，而儒翰的表现已经证明他在许多方面，不但能克绍箕裘，而且更是青出于蓝。因此当1834年马礼逊突染重病而弥留病榻之际，有儒翰日夜随侍在侧，心中一定得到很大的安慰。马礼逊去世之年，马儒翰年20岁，即获英国商务监督委任继任其父之职，为商务监督汉文正使兼翻译，相当驻华副使，而且亦是香港第一任华民秘书，什得重用。事实上，马儒翰在鸦片战争（1839~42）之后谈判、签约的过程中，都证明他是最令清廷对手们敬畏的角色。

　　他虽年轻，却因为是马礼逊的儿子，在宣教方面也居于领导群伦的地位，继续帮助伦敦差会在广州的教会工作，援助中国信徒脱离受逼迫的困境，以及带领四人小组修译马米中文圣经译本。可惜就在这个外交与宣教都面临新局面的关键时刻，先后夺走双亲的急症，也突然将儒翰击倒，于 1843年8月29日病逝于澳门，年仅29岁，令人感到无限惋惜。马儒翰与父亲马礼逊及母亲莫玛莉同安葬于澳门基督教坟场。 

马礼逊之女婿合信医生
　　合信医生是伦敦会差派来华的宣教医生，也是马礼逊的女婿，但是两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1839年底合信初次到澳门时，马礼逊已经离世五年多，而且这时候与合信结伴同行的，是他的元配珍妮（Jane Abbay）。六年后，因珍妮身体不适返英疗养，结果于1845年在船只驶近英国海岸之际，病逝于船上。合信在逗留英国期间，于1847年与马礼逊的女儿瑞贝卡结婚，然后一起回到中国服事。

　　合信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院，来华参与医疗宣教的20年，先后在澳门、香港、广州、上海四个地方行医传道。其中以主持广州惠爱医馆的时间最长，约为八年。在广州期间，他还编译了两部重要的中文书籍：《全体新论》和《博物新编》。《全体新论》出版于1851年，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着作。全书分三卷39章，将人体的主要器官和系统，包括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都作了介绍，并附有各种人体解剖图。当代的中国医学史专家有这样的评论：「他（合信）是一个对中国人民抱有善意、并致力于治疗和着述的传教医师。他对中医有批判也有研究，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及西方医学发展的情况反映较客观。他的着作《全体新论》内容新鲜充实，对中国医学界、知识界影响很大。」《博物新编》出版于1855年，介绍的领域更广，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光学、电学、生物等多方面，是内容相当丰富的科学读物。这些着作不但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的影响，而且东传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

　　最后在上海的两年，合信接掌仁济医院，同时又完成中文医学着作三种：《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西医略论》分三卷，上卷总论病症，中卷分论各部位病症，下卷论方药。《妇婴新说》是关于妇科、儿科的医书。《内科新说》分二卷，上卷专论病症，下卷备载方剂药品。以上提及的五本着作，被后人合编为「合信医书五种」，严格地说，《博物新编》不应算医书，而是自然科学的通论书。

　　更令人佩服的是，合信除了医学着作外，也留下十几种护教、解经、布道类的着作，如《上帝辩证》、《约翰真经解释》、《圣书择锦》、《基督降世传》等，可见他在医学的专业外，也有神学的装备，使他可以成为兼顾身体与灵魂的宣教士。

　　合信于1859年返英后不再来华，1873年病逝于英国，享年57岁。两任妻子，各育有两个子女。瑞贝卡较长寿，她用心收藏亲人的信件，先是马礼逊与马儒翰的，后来加上合信的。这些信件和文物，后来由她的孙子Archibald Hobson，在1960年代捐赠给伦敦的卫尔康医学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 for the History and Understanding of Medicine）。

　　在介绍过马礼逊这两位杰出的亲人后，我也要讲述一个较令人感慨的故事，这故事记载在蔡苏娟姐妹的自传《暗室之后》第十三章里：1921年，蔡苏娟陪李曼女士回美国休假，她们在旧金山参观一间佛教寺庙，与一位前来参拜的西方女子交谈。没想到这位西方女子说她是马礼逊的亲戚，正在东方的宗教里寻找平安。马礼逊的亲戚竟然在美国的寺庙中参拜！蔡苏娟觉得非常意外，她说她会为这位女子祷告，希望她能认识基督，并找到平安之路。

　　今天华人教会在纪念马礼逊来华两百周年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关心那些来华宣教士的后代子孙，联系他们、感谢他们、尊荣他们，以报答他们的祖先为来华宣教所付出的心血?!

（本文作者魏外扬，现执教于台湾中原大学，多年来从事基督教与中国之研究工作，着有《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他们写过历史》、《贝德士的名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