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年六月廿一日，至一九○一年九月七日，中国发生了「义和团之乱」。这次事变，外籍遇难者约300人，中国同胞以千万计；宣教士及其家眷殉道的有188名，中国信徒遇害的约五千，我们称之为「庚子教难」。 

　　就中国历史而言，由义和团引进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致清廷与十一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单是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约六千七百万英镑），相当于中国五年的收入。外有列强各为权益扩张，内则经济枯竭，人民穷困，结果带来了十年后的辛亥革命。 

　　就教会历史来说，初期教会曾有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he Church)，神的福音在中华美地成长，实有赖殉道者的血浇灌。 

　　「庚子教难」刚过去一世纪，这段史实，早已成历史陈迹，但却让我们看见，昔日的宣教士是怎样献身为主、为我们中国人，灑下了他们自己和家人的血。但愿这段历史，除激励我们高唱：「先贤之信，圣洁坚贞；我愿至死，坚守此信」外，也激励我们更热心爱主爱人，并切实奉献自己。 

　　我们无法知道这次变乱的实际伤亡数字，但在一九○○年中国内地会十月份月刊，曾转载当时伦敦「泰晤士报」的报导，也可有一些数据。记录说： 

　　「经详细调查，证实在中国之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和浙江等五省，有93位基督教宣教士遇害──28位男士、40位女士、25位儿童；另有78位成人、17位儿童失踪，他们生存的机率渺茫。在天主教某宣教区，已知有5位主教、28位神父和2位修女遇害；另有报告在山西和陜西有20位被杀。七月华北发生大屠杀事件，有一万五千至二万名信徒遇害。」 

　　此次殉道的宣教士和儿童共188人。特别在山西省会太原府（今太原市），极端仇外的巡抚（省长）毓贤，邀请了33位基督教宣教士及一些天主教神父到其衙门接受保护；岂料七月九日，竟将他们全部杀掉。这事件不仅详细记录于中国内地会的月刊，在《近代中国史纲》上册第326页，也简略记载了这残忍而又违反国际公法的悲剧。 

第一篇：一封电报

　　内地会一九○○年十月份月刊记载，他们接到英国浸礼会(English Baptist)属下的宣教总会(Baptist Mission House)转来一份电报副本，报告他们和寿阳宣教会(Sheo-yang Mission)宣教士遇害的惨剧。这电报说： 

　　「一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信徒，从山西带来可靠消息：在寿阳的皮哥特宣教士及其同工全部被捕，逮解太原府，与其他宣教士一同罹难。在太原府内宣教士的房屋，除华新宣教士的房子，其馀全被焚毁。许多宣教士在六月廿九日逃抵太原府，七月九日被护送至衙门，答应确保安全；不料，全体惨遭屠杀，合计33位基督徒：皮哥特一家三口、杜娃、鲁宾逊、扎和霭夫妇、施多克夫妇、辛普生夫妇、罗维特一家三口、康普施、费恩一家四口、威尔逊一家三口、华新一家五口、怀德豪夫妇及其他4位。另外还有十位天主教神父，及一些不知名人士。除大批本地信徒遇害，约有51位外国人被杀。在忻州有6位骑马逃入山区，可能是铁克生、马柯纳、黎娜娜和艾勒斯等，至今下落不明。」 

　　在「义和团之乱」，有不少中国人和中国官员尽力保护宣教士及其家眷。这电报既来自「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可能就是太原府内的官员，或官员的家属，把当时目击的实况记录下来，宣教士的名字一点也没错。 

　　这33位殉道者来自英国浸礼会、寿阳宣教会和中国内地会三间宣教差会。 

　　头一批属于寿阳宣教会。寿阳镇位于今日太原市东边廿五哩，这宣教站原属「内地会」，若对照内地会所载一九○○年一月在山西宣教士的名单，不仅没有他们的名字，连寿阳这个福音站也没有，但月刊多处用「寿阳宣教会」来代表他们。当时宣教士转差会是常见的事，就像戴德生先生未创立内地会前，是属于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皮哥特夫妇(Thomas Wellesley and Jessie Pigott)于一八九二年到寿阳作内地会宣教士，大概数年后，约在一九○○年之前，由皮哥特宣教士及其同工组成的宣教会，变为独立的宣教差会，由另一些英国教会支持，改称「寿阳宣教会」。这跟北欧许多细小的宣教团体与内地会组成内地会系(Association)一样，路得小差会借重内地会作联系，并辅助自己的宣教士。另有杜娃女士(MissEmilyDuval)、鲁宾逊先生(Mr. John Robinson)、扎和霭夫妇(Mr. and Mrs. Attwater)、施多克夫妇(Mr. and Mrs. George Stokes)、辛普生夫妇(Mr. and Mr. James Simpson)、罗维特医生夫妇及其子(Dr. and Mrs. Arnold E. Lovitt with child)、康普施女士(Miss Anna Coombs)、费恩夫妇一家四口(Mr. and Mrs. Beynon with two children)等共19人，7位男士，8位女士及4位儿童。 

　　这次屠杀，寿阳宣教会宣教士全体殉难。他们多年耕耘的寿阳教会，一九○○年三月在21位会友中，有10位被惨杀。义和团乱后，寿阳宣教会全部结束，该地的宣教工作遂由英国浸礼会承担。 

　　有五位内地会殉道宣教士：威尔逊医生夫妇及其幼子亚力(William Millar Wilson M. B., C. M., wife Christine and infant son Alexander)，是苏格兰人，一八九一年自费到中国，翌年即在中国加入内地会。长子约瑟(Joseph)、次子威廉(William)、幼子均生于中国。他们被派到平阳府（今之临汾市）开办医院，并做戒鸦片宣教工作。山西名牧席胜魔就是在该地牧会，与他们有深交。席牧师于一八九六年离世。那次他们携幼子返英，先到山东烟台内地会的宣教士子弟学校，会合两子，但途经太原府时遇害。遗下两子，一为8岁，另一仅6岁。 

　　另有两位内地会女宣教士同时遇害：史蒂芬女士(Miss Jane Stevens)，一八八五年九月到中国，她在英国时已当了五年护士。在太原府工作多年，后调至太原府南部之海州，与翟美节女士同工。二人到太原府访友，不幸一同遇害，名单上缺了她们的名字。 

　　翟美节女士(Miss Mildred E. Clarke)，一八九三年十月七日离英到上海，翌年四月廿七日抵太原府。后与史蒂芬女士同到海州。只有她们二人在当地宣教。 

　　其馀的宣教士都是属于英国浸礼会的，驻于太原府和忻州，9位在太原府殉道： 

　　华新夫妇及其儿子佳、两女儿和蓓蒂(Mr. and Mrs. G. B. Farthing with son Guy and daughters Ruth and Betty)，华新于一八八六年到太原府任宣教士。一八九一年在太原府开设戒烟所，之后其他地方仿效，使许多戒烟者成为基督徒。他的做法与一八八六年被按牧的席胜魔牧师相同；席牧师在山西平阳、洪洞、大宁一带牧会，又广设天招局，帮助许多被鸦片捆绑的人得着释放。天招局就是戒烟所。不知是否华新宣教士学了席牧师的方法传福音？他们在中国事奉14年，3个儿女约在10岁以下，全家都为主殉道。 

　　其馀尚有怀德豪夫妇(Mr. and Mrs. S. F. Whitehouse)、何道宣教士(Hoddle)和施特华宣教士(E. M. Stewart)四位殉道。 

　　忻州位于山西西部偏南，大概是今日大宁北部之永和。那六位英国浸礼会的宣教士虽暂逃往山区，但最后证实全部遇害。实际上，殉道的共有八位：安得吴夫妇(Mr.andMrs.J.T.Underwood)、铁克生牧师夫妇(Rev. and Mrs. Herbert Dixon)，一八八四年在太原府开始工作，后转到忻州，开始医务和学校的工作。尚有马柯纳夫妇(Mr. and Mrs. W. A. McCurrach)，黎娜娜女士(Miss B. C. Renaut)和艾勒斯教士(S. W. Eannals)。 

这电报证明历史记载真确，有卅三位宣教士在太原府为主殉道，还有八位在忻州为主付上最高代价。 

参考资料： 

1. 一九○○年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千万中国魂》（“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China Inland Mission）页26-27、74-80、151-152、158、190-192
2. 一九○○年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千万中国魂》（“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页111。
3. 汤清着《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初版，页408-410、530，注二七：「详见Edwards,"Fireand Swordin Shansi"」。页686，注四三七：据《在山西的火焰和锋刃中》所记述，在第58-82页有太原府的详情。
4. 《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郭廷以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版第十次印刷，页334。
5. 《戴德生－－挚爱中华》，史蒂亚着，梁元生译，证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月三版，第43-45页及卷末汉英名称对照表。